浙江在线03月01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邹洪珊) 所谓“钟鸣鼎食”，钟和鼎一样，都是权势的象征。中国现存最大的古钟，是铸造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钟”——这口巨型铜钟，重达数吨，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体积重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最近，慈溪市文管办在观海卫镇五磊寺，发现了一口明代年间的铜钟，距今约有400多年历史。

 

    慈溪文管会的工作人员说，这可能是慈溪乃至宁波地区现存发现的第一口明朝古钟。

 

    这口钟，究竟有什么故事呢？

 

 

    这口钟，之前一直静静悬挂在五磊寺东侧的金钟楼里。最近，因为钟的裂纹很大，寺庙决定将古钟替换下来，才给了文管会人员机会，一窥古钟的真面目。

 

    铜钟呈灰青色，由悬纽、钟身组成，整口钟高约108厘米，纽高约35厘米。悬纽曲身龙形，为龙生九子之一的蒲牢，原来是双头连体，现仅存一个头，时隔数百年后，雕塑依然栩栩如生：头顶双角，高鼻深目，嘴角微张，颌下虬须，满覆鳞纹，背带脊刺，四肢微侧屈趴伏，利爪外露。

 

    钟身以凸弦纹间隔，分为三段。上段是重瓣莲花纹，中段钟身分隔为八块四出长方形，内铸铭文，下段则有一圈八卦纹，呈弧形锯齿状。

 

    铜钟的铭文写着：“大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住山道人林如性，武林冶士易子伦造”的字样。根据时间来算，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了。

 

    此外，钟身上端单独辟出一版书“皇帝万万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颂语，钟身则间隔排列“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云轮常转、佛曰增辉”四字吉言等内容来看，说明明朝上层推崇道教，民间盛行佛教，佛、道杂糅兼并，此铜钟体现出明朝皇权、道教、佛教三者思想的有机融合。

 

    “四百多年历史的铜钟，还能保存这么完好，外铸铭文尤为可贵。”慈溪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告诉钱江晚报个，清光绪《慈溪县志》所录钟款识多有讹误、遗漏、缺失，这次新发现的铜钟，可纠正文献之误，证经补史。同时，铭文也是研究明代职官制度、卫所兵制、户籍与职业、宗教信仰的重要资料，对于研究明代慈溪地方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

 

 

    说到这次明代铜钟的发现，慈溪文管会工作人员说，观海卫文史爱好者莫非功不可没。

 

    自小生长在观海卫的莫非，是听老辈人说着“铜钟”的故事长大的。

 

    “与寺庙晨钟暮鼓的钟不一样，观海卫的钟主要用于指挥抗倭战争的命令信号。”

 

    作为中国东南名卫之一，观海卫一直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抗日战争期间，就遭遇过日军三次空袭。

 

    每每有日机或日寇来袭，城内的圣约翰教堂的“五金大钟”和钟楼铜钟，就成了当地防空、防袭的警报钟。

 

    听老辈人说，观海卫钟楼铜钟高一米多，钟纽高31厘米，重达数百斤，四周有铭文数百字。铜钟钟声清脆悠扬，声闻远达十里。

 

    说起钟楼的位置，老人家就会指给他，在今天的观海卫城内东北方位二十米的鼓楼山的南面。

 

    这座山高约400米，当年因明代卫指挥使在山上设鼓楼，故民间称此山为鼓楼山，后来在南面的小山头上建造钟楼。

 

    当年钟楼有大屋三间，清朝年间，钟楼改建为文昌阁。在1951年的《宁波大众》报曾经刊登过观海卫钟楼的一张照片。

 

    在光绪《慈溪县志》金石卷收录中也有记录：“文昌阁钟……在观海卫”，而文昌阁在“观海卫城鼓楼山”。

 

    后来，据说鼓楼被拆扩建为天后宫，钟楼于1953年也被拆除。

 

    解放后，钟楼文昌阁成为生产队仓库，铜钟据传被保存在派出所内，之后不知所踪。

 

    这么多年过去了，前段时间，莫非终于从一位80多岁的老人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铜钟可能在五磊寺。

 

    “存放在观城派出所的有两口铜钟，一个是钟楼的，另一个是圣约翰教堂的。圣约翰教堂的钟听说被炼铜了；而钟楼的铜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五磊寺修造时，送去做了寺堂大钟。”

 

    因为这一线索，在看了文管会提供的现场图片后，莫非很肯定，这便是在《慈溪县志》中所列的文昌阁钟。

 

 

    慈溪市文管办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口明朝的古钟，最大的研究价值就在于铭文上记载着不少观海卫军政要员的姓名、官职，这有助于研究明代职官制度、卫所兵制。

 

    铭文记载着一些官员及捨银信士的官职、姓名、捨钱数目，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赐进士第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劳堪。

 

    劳堪是什么人？

 

    记者搜索到，劳堪（1529—？），字任之，江西德化县（今九江市）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任刑部郎，礼部仪制司主事、福建左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在明朝万历年间，他也辅佐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立下显赫政绩，但一夜之间被贬流放，此后去向不明，湮灭于历史之中。

 

    之前传言，九江发现《明诰封通议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敬所劳公墓志铭》，而此次铜钟的发现，铭文中刻有他的名字，这也可以作为佐证，证实劳堪被流放十余年的地方，就在慈溪观海卫一带，他还参与、发起了钟楼的重建和古钟的重铸。

 

    从铭文排放的位置来看，被贬为庶民的他，名字还排在观海卫军政要员及福建总兵王尚文的前面，说明他在当时沿海军士、民众心中，还有着很高的威望。

 

    不过，劳堪不仅仅是个政治改革家，还是诗人，著作甚多，曾写过《宪章类编》四十二卷，编《武夷山志》四卷、《词海遗珠》四卷、《诗林伐柯》四卷、《史编始事》二卷等，在好多名山大川都留有题词。但这么一位极具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和才情横溢的大诗人，为何至今找不到他在慈溪留下的片言只语，这也为地方明史专家留下了悬案。

 

    而铜钟的铭文，除了展示了当时历史背景，铭文中刻的“山阴县商人王耀”这几个字。也从侧面说明，明朝中期开始，商人地位逐渐提升，说明慈溪老三北一带，从明朝开始，崇商观念已经在民间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