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潮突袭之下，2016年的春天比往年更寂寥，但郑荣希的草莓大棚里时不时传来游客的嬉笑声，给这个早春增添了些许喧嚣。郑荣希是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繁荣瓜果蔬菜试验示范场场长，从1997年承包的170亩土地到现在的1800亩土地，从“泥腿子”到优秀农民代表，一路走来，就仿佛是一部浙江新型职业农民进化曲的演进。

　　过去提到“农民”，人们常常会将其与“泥腿子”、“乡下人”等划上等号。然而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洗脚上岸，背包进城”，农村空心化成为了新常态，“谁来种地”问题日益突出。

　　为破解未来“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地”难题，浙江通过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不断完善省级农民大学、市级农民学院、县级农民学校的农民培训体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创业就业能力。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不仅满足了农民物质生活，更成为丰富农民精神生活的最佳途径。如今在浙江，“农民”再也不是一个标签化的尴尬身份，而是逐步成为了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

　　“泥腿子”洗脚上岸农业结构面临大调整

　　1978年，一声春雷预示着中国农村惊蛰的到来。改革的犁铧拉开了千年沉睡的土地。从安徽凤阳小岗村开始，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始苏醒、萌芽、吐蕊。

　　当时的郑荣希还在念高中，一年后，他走出校门开始了走南闯北的养蜂生活。从1979年到1997年的18年时间里，郑荣希像一只不知疲惫的候鸟，踏遍祖国大江南北。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郑荣希如今仍是一个养蜂人。

　　提到这段过往，郑荣希至今仍有些痛心。原来当时由于蜜源越来越少，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在蜂蜜里添加各种添加剂，看似靓丽的蜂蜜早已不如从前清澈。当然，郑荣希也可以如法炮制，然而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没有“作假”两字。不良的市场竞争使得养蜂事业前途渺茫，35岁的郑荣希陷入了困境。

　　彼时，陷入困境的不止郑荣希一人。在与台州隔海相望的宁波象山，农民徐振彪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现在光靠几亩地根本养活不了家人，离开却又不知道做什么……”

　　就在两人踌躇之际，机遇悄然而至。199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列车即将驶入第20个年头，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中国第一个改革试验地的农村早已今非昔比。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那些曾经被禁锢在土地上的农民得了解放，曾经的“泥腿子”纷纷洗脚上岸。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建设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农民的生活道路不断拓宽，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养育自己的土地，或进城打工，或办厂、或经商……

　　徐振彪正是“洗脚上岸”大军中的一员。2000年，徐振彪离开养育自己的家乡——浙江象山，带着妻子来到上海进军建筑业，成为了一名“包工头”。离开赖以为生的土地，大城市的开阔让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从工地建筑工地“小工”到“包工头”，再到现在建筑公司经理，十余年的时间，徐振彪完成了从“泥腿子”到“建筑老板”的蜕变。

　　不同于徐振彪，当时的郑荣希并选择“进城打工”，而是看准了那些人们无暇顾及的肥沃土地。他的直觉认为，伴随着农村农民的离去，未来“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必将成为焦点。

　　正如郑荣希所预感的那样，20世纪90年代末期，宁波市镇海区的农业结构正面临着第二次大调整，水稻面积大幅缩减，各乡镇都进入了农业结构洗牌阶段。当时的镇海庄市镇正开始鼓励土地流转，发展特色农业。庄市镇政府还在勤勇村建立了新瓜果蔬菜基地。郑荣希瞄准机遇，一下子便承包了170亩土地，准备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浙江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破“谁来种地”窘境

　　记者了解到，因土地已不再担当养家糊口的角色，在一些地方，土地托管应运而生，国家各类政策的出台也为职业农民铺平了发展道路。

　　2012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提出在3年内，选择100个试点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万人左右。

　　2013年，浙江省农业厅开始部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试点。2013年12月17日，浙江农民大学在浙江农林大学挂牌成立，“新型职业农民”这几个字在2014年初备受社会关注。

　　而农民大学的培训目标是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型人才，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而非单纯的农业技能。

　　这是浙江对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理解。

　　在浙江的东部，这种理解早早地被点燃、被释放。2003年起，宁波全面启动实施“百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成为首个针对农民开展培训的政策。2015年宁波市率先出台《关于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意见(试行)》，全面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宁波人多地少，资源相对匮乏，如何让普通农民成长为市场意识强、专业技术高、经营管理能力好的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了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宁波市农办新农村建设处处长吕坚告诉记者，宁波市现有农村实有劳动力237万人，其中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为18万人，“而这18万人就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点，也是未来种地的中坚力量。”

　　过去，一提到农民，大部分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田间劳作”的场景。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这一职业似乎又有了新的演变。

　　番茄种植技术、小西瓜施肥技术……尝到学校培训的红利后，郑荣希分外珍惜每一次的培训机会，“现在我的农场就是一个公司，我有84个员工，他们的工作就是种植和维护土地。”

　　18年的时间，凭借着农民培训中学习的知识和技术，郑荣希将自己的170亩土地扩展到了1800亩，从只身一人到拥有84个员工，“农民”成为郑荣希的职业并为此光荣。

　　此外，郑荣希还把学习到的先进种植技术做了推广，近两年，累积培训办班51次，受益农户达1100人次，示范推广范围内的结对帮扶农户161户，示范带动面积达1700多亩，人均收入增长20%以上。

　　而在浙江的北部，地处太湖之滨的湖州，新兴职业农民的故事同样正在上演。

　　2014年，湖州市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整市推进试点单位，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程，在长兴、安吉、德清设培训班，在埭溪、菱湖、和孚、妙西、东林等乡镇设立教学点，分别开班授课。

　　目前，浙江各地都在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免费的培训班开到了村里、田间，农民们不仅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还学习农产品市场营销、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公共课程，以提高他们的市场开拓能力和食品安全意识。

　　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化身大众创业生力军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让农民不仅成为了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也让农民成为浙江创业大军中的“弄潮儿”。

　　在互联网技术和创新全球化带来的深刻变革下，创业历程更短、速度更快、门槛更低，创业主体从“精英”走向“万众”。生机勃勃的“双创”时代也为原先囿于一方的农民带来了无限可能。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副院长李政表示，宁波现阶段的农民培训和前阶段的培训有所区别，以前培训以农业实用技术为主，现在是以创业创新、经营管理为主，“像宁波，很多的农民实际上是在做小型工厂，或者是做其他的加工业了，所以农民培训，更多的是希望把农村过剩产能找到更好的突破口，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农产品有效供给。”

　　李政强调，宁波农民培训也基于这较好的发展基础——农民普遍实现第一步的脱贫，“而他们正是在寻找第二次转型创业的方向，这就是我们提供的服务。”

　　在李政看来，农民是大众创业的生力军，而农民创业并不框定是农业，“农民的资源是他们扎根农业的先天优势，而所谓的优秀农民进高校，不是简单的脱贫进高校，他们本身已经很优秀，再来学校回炉，看看下一步怎么做。”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最初的乡愁。无论是现代农业的发展、美丽乡村的建设，打造这样一个美好的“田园梦”，不可或缺的始终都是“人”。

　　按照传统眼光，已过知命之年的温州苍南人颜贻松，只是一个种植了30多年蘑菇的普通农民。而当“双创”之风渗透至这座小城，颜贻松也搭上了这趟时代开启的列车。

　　2015年，颜贻松借助国内先进的循环种植技术，将原本再普通不过的蘑菇、食用菌种植升级为现代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他的“天地”也从原本的狭小暗室变为了自己的有限公司，其生产的绿色产品在温州、上海等地供不应求。

　　李政表示，农民转型并不是简单地点上转型，而是整个农民体系的“大象转身”，农民学院就是服务于这次转型，“农民培训就是要结合农业产业发展需要和农民实际需要，不断提升他们综合素质，推进科学种地，引导他们创业创新。”

　　而为推动更多农民创业，解决农民创业能力不足的问题，浙江大力构建合作创业机制，形成“能人创业再创业，带动广大农民广泛创业”的格局，而其主要思路便是转变创业方式，发展“合作经济”。

　　浙江省省长李强曾在浙江农村工作会议上表示，浙江未来要继续把扩大农民创业作为增收的重要渠道，倡导能人带动下的合作创业，鼓励农民以土地、资金入股参与创业，让更多农民进入创业领域、拥有创业收入。

　　如今，在浙江大地，一场农民创业进行曲正在唱响。农民创业不再是简单的“土地+锄头”，而是在于“传承与创新”。新农民们扎根民间的传统美食、工艺和文化，将“创业-创新-新生”演绎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