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3月11日讯 当前，智能制造已成为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的标志，直接影响未来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后金融危机时期浙江制造业正渐渐失去比较优势，亟须通过先进制造技术革命实现二次起飞，智能制造为“浙江制造”的华丽转身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机会窗口”。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我省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切实有序推进智能制造的迅速发展。

　　(一)出台与本地工业制造水平相适应的智能制造推进政策

　　推进我省工业智能化升级应该建立在工业2.0所完成的工业电气化与工业3.0所完成的工业信息化基础之上，我省有些地方一味鼓励企业大力引进智能化程度较高的工业4.0生产工艺以及应用企业联网式生产方式等。一些以传统产业为支撑的块状经济还不能有效消化智能制造理念，造成政策热潮过后“花瓶设备”、“纸上流程”等大量冗余，一些企业出现过度投资、低效投资等问题。

　　我省推进智能制造应搞好顶层设计。在《中国制造2025》总方案的指导下，我省应加快制定推进智能制造发展的总体方案。各地市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结合本地区制造业基础，出台有区域针对性的推进政策。对于工业基础好的地区或企业应着力推进智能制造流程再造，包括“智能工厂”等基础布局建设以及嵌入工业物联网的智能制造方式。对于基础薄弱的地区则应优先落实企业信息化改造工程，推进智能装备引进与工艺改造有机融合，尽快以“装备+机器人”的制造方式替代传统以流水线工人为中心的制造方式。

　　(二)以三项措施化解“三贵三难”，缓解智能制造的成本困境

　　目前，我省附加值较低的制造型企业仍大量存在，推进智能制造面临“三贵三难”所带来的成本困境，直接导致部分地方性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不高。“三贵”是指基础设施投入贵、技术人才聘用贵、维护保养费用贵。造成生产车间智能化改造、智能流水线设备购置、智能操作工人聘用以及技术设备维修等几个方面的成本支出高企。“三难”指生产方式转型难、联网协同工作难、指挥调度管理难。智能制造的核心理念是网络式、智能化、系统性的生产制造新模式，与传统生产方式相比具有颠覆性改变，智能化技术改造过程中将承受人、财、物等多方面带来的综合成本压力。

　　为了给智能制造企业“减负”，可研究采取三项措施：一是实行税收优惠。可考虑将智能制造设备购置费纳入企业技术改造抵扣额度，并允许对此类固定资产采用加速计提折旧。二是研究出台“智造2025”等专项扶持基金。针对引进高规格智能制造设备，开展智能制造研发，投入智能生产流程改造等活动进行项目补贴。三是在保证银行等传统融资渠道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智能制造设备领域的融资租赁、项目众筹等新型融资渠道，合理高效利用第三方社会资本参与推进智能制造。

　　(三)重视智能制造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工业制造标准化进程

　　当前，我省在推进智能制造过程中，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当前需求。建议我省进一步加快高速互联网等智能制造基础设施布局，并在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及工业园区内优先搭建智能工厂数字化接口、企业物联网、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等基础性物理架设，为企业智能制造方式改造提供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一方面，国外发达国家如德国工业4.0的发展经验显示，工业标准化应领先于智能制造的应用。特别是智能制造生产设备的元器件规格标准化、智能生产流程标准化、智能控制管理标准化等，应先于智能制造的应用工作完成。有关部门应根据我省智能制造的推进情况，会同质监等部门先于国家标准制定区域性工业基础元器件的标准化，以此推动在更高层次对智能制造标准化进行统一部署。

　　(四)加大智能制造共性技术供给和各类技术服务支持力度

　　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省有大量中小型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智能制造技术。一些大型的国际化技术供应商更多提供成套的智能制造技术解决方案，改造成本甚至超过企业的平均年产值；而中小型技术供应商则难以提供匹配度高的智能制造技术和管理模块，改造效果差。此外，由政府主导的智能制造共性技术研发及技术服务平台等工作则落后于地方实际需求，一些公共实验室、技术平台实际上更多地只承担了技术检测等简单技术服务功能。

　　智能制造给传统制造型企业带来众多新兴技术领域，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通用技术”研发投入，突破核心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的改造成本。还应关注企业采用智能制造生产过程中技术和管理的双向脱节问题，为企业提供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领域技术服务渠道，同时协同社会智库、技术中介等多方社会资源，积极探索新型“产学研”合作机制，加强智能制造的宣传推介、技术咨询、系统管理等技术服务。

　　(五)为推进智能制造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保障

　　智能制造的基本功能之一是用自动化机器设备逐步替代操作工人。但智能制造并不意味着产业工人的消失，而是从“一线操作”向“二线操控”的技能升级。随着我省智能制造的推进，逐渐出现具备操控技能的现代化产业工人的结构性缺失问题，企业在招募高端智能制造操控工人过程中会陷入新的“用工困局”；另一方面，省内一些欠发达地区推进智能制造过程中大幅度削减了简单技能生产工人，这与地区劳动力包容性就业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也需要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智能制造方式不是简单的用机器设备替代产业工人，而是对传统制造方式的改造，未来对智能技术研发、智能设备改造、智能装备操作以及智能监测管控等方面的新型人力资源需求巨大。研究建立完善“外引内育”的人力资源供给机制，引进一批智能制造领域高端研发人才，提升未来智能制造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同时协同省内高校及社会性职业培训机构提供面向中低端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教育与培训计划，为智能制造基础性操控提供更多的合格劳动力资源。

　　【作者单位：省政府参事室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