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4月05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蓝震鲍亚飞)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在离杭州市区160公里之外的淳安县湖山公墓，不少慕名前来的扫墓人专程赶到余延安的墓前，献上一捧鲜花，寄托哀思。

　　余延安，一个名字里镶着革命圣地的普通淳安汉子，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举动，却让很多人记住了他——

　　他，从事纪检监察工作15年，一直默默地坚守在基层一线；

　　他，审理的700多件违纪案件，没有一起申诉复议；

　　他，重病期间单位同事捐的8000元，却转手给了更困难的同学；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电话里指导同事工作；

　　他，就是淳安县纪委案件审理室原副主任——余延安。

　　2016年1月16日，余延安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在他的告别仪式上，近两百人自发前去送别，即便是曾被他处理过的干部，也泣不成声。

　　生命最后一刻，还在电话里指导同事工作

　　2016年1月16日，这是一个周末。

　　淳安县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张晏绍临时接到组织安排的一个特殊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想到了在纪委案件审理工作战线上经验丰富的老大哥余延安。

　　此时的余延安，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卧床在家做着腹透。张晏绍回忆：“接通电话，余延安没有任何怨言，准确地把相关情况告诉我，最后还不忘提醒‘小张，你先把我说的记录下来，再去查下档案核实，确保信息准确’。”

　　张晏绍怎么也没想到，这2分多钟，竟成了最后的通话。后来，他才知道，就在通完电话的两个小时后，余延安在家做腹透时发生意外，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年仅49岁。得知噩耗时，张晏绍眼泪夺眶而出。

　　同事们都清楚，余延安的身体不好，也曾与“死神”赛跑。

　　2015年1月23日傍晚，余延安下班回家，在爬楼梯时突然呼吸急促、脸色发白，送到医院后才发现是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心、肺、肾多器官衰竭，马上送进重症监护室。

　　“当时可以说是从‘死神’手里把他抢回来的。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6天，我前四天都没有合过眼。”余延安的妻子说。

　　2015年4月，余延安出院不到一周，又重新返回单位工作。“办公室这么多事不能耽搁了，再说老躺着也不好，就当是活动活动。”很难想象，彼时他已因肾功能不全，每天需要腹透16个小时。

　　“延安每天坐公交车，下了车慢慢地走，步履蹒跚。想起他走路的样子，真的心酸。”同事毛勇锋曾问余延安为什么这么拼，“他说，纪检干部岗位比较特殊，在岗一天就要尽职一天。”

　　700多件违纪案，10多年间无一复议

　　每每想起这位昔日战友，淳安县纪委常委方鹏进的眼角总会泛起泪花。

　　方鹏进说：“十年审理业务，在整个委里来说，他是最精的。所有的案子都能办成铁案，从来没有听说他办过人情案。”

　　在余延安生前的办公室里，钱报记者注意到几样“老古董”——一台钻孔机、两块木板、一个夹子和一把铜锁，都是他生前装订案卷用的。

　　特别是那把磨得锃亮的铜锁和一块打满密密麻麻孔子的木板，同事解峰说：“余延安视它为‘传家宝’，案件审理室成立以来就有它了，至少也有二十几年历史了。”

　　这简陋却坚固实用的老古董，像足了“主人”余延安低调朴实和严谨的作风。

　　在淳安县纪委，余延安至今仍保持着一项信访工作纪录——

　　大墅镇大墅村的村民对这事儿至今记忆犹新：2003年下半年，因为有村民对法院对原村支书的判决不满意，多次联名上访，并提出129个问题，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

　　面对群众的强烈诉求，作为信访件主办人的余延安，立即一头扎进村里，对村民反映的129个问题，逐一展开调查，终于完成了长达76页的调查报告。

　　在淳安县纪委，余延安的较真和坚守是出了名的。

　　十多年来，他坚持原则、秉公执纪，经他审理的700多件违纪案件，没有一起申诉复议。

　　近两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淳安县纪委的纪律审查力度不断加大。2015年全县查处违纪案件289件，其中县纪委自办案件60余件。这些案件的背后，都是余延安拖着病躯，一一把关。

　　在同事解峰的办公桌上，钱报记者看到一本余延安编写的《纪检监察案件审理模拟案卷》。斯人已逝，如今这本书仍然是淳安县纪检监察案件审理的标准模板，是全县纪检干部培训的必备教材。

　　钱包里“藏”着的秘密，直到整理遗物时才被发现

　　余延安去世后，家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钱包里有两张票据——一张是“581廉政账户”的1500元收据。经核实，这张收据，是别人想请余延安帮忙，他推脱不掉后悉数上交到了廉政账户。

　　另一张是汇款单据，收款人叫方有仁。

　　在淳安县康复培训中心四楼最西角的一个房间里，钱报记者见到了方有仁，揭开了这张单据背后的“秘密”。原来，方有仁是余延安的大学同学，也是淳安老乡。2012年，方有仁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病，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生活。

　　提起这8000元的事，方有仁就“来气”。“2015年5月，那时我在杭州康复，延安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后来说单位同事给我捐了8000元钱。我还问他，你同事又不认识我，为什么给我捐钱？他说，他们知道你的事。”

　　方有仁说，余延安为了这个事，先后打了三个电话，“他说他现在腿脚、眼睛都不方便，就汇给我吧。”

　　2015年5月17日，余延安打了8000元钱到方有仁的账号上。直到余延安去世后，他才明白这是老同学的善意谎言。

　　其实，早在2007年，余延安就被查出患有糖尿病，医生让他多休息，不能劳累。后来病情加重之后，每天做16个小时的腹透，最需要用钱的理应是他自己。单位领导和同事知道他生病，捐给他8000元钱。他执意不要，最终拗不过，只好收下了。谁知一转身，他就送给了他认为更有需要的人。

　　“延安去世前3天，还来看过我，给我带了一罐菜，”方有仁指着桌子上的玻璃罐哽咽着说，“剩下这大半瓶我舍不得吃，一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