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04日讯 68岁的朱隆弟和65的王小兰，每天靠一台14寸的彩电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不多的联系。“年纪大了，眼睛也看不太清楚。”搁下这台十几年前购置的电器，王小兰和老伴平时更喜欢坐在屋前的长条凳上远眺。房子依山而建，地势较高，黄桥老村的全貌几乎尽收眼底。20多年里，一户户乡邻“下山”，一柱柱炊烟随之消失，山乡的夜晚，因为人去楼空变得更加寂静和空旷。

　　上世纪90年代，从三插溪水库移民开始，到2005年“一镇带三乡”，再到2009年黄桥村村委会迁到山下，移民的步伐没有停止。黄桥也从一个乡，变成了一个村，如今村委会外迁，区域面积达4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百人的黄桥，连一个村都算不上。

　　黄桥人口的“萎缩”，成为了山区下山脱贫最典型的案例。

　　王小兰的出山梦

　　王小兰勤快，家里里里外外被收拾得一尘不染。25年前她从文成嫁到黄桥，与朱隆弟建起这个家，很快，儿子出生。朱隆弟由于年轻时腰部受过伤，没有及时得到治疗落下了病根，因此不能出远门干体力活，夫妻俩只能在家靠务农为生。房前小院养鸡，屋后木头上种黑木耳，山上还有一小畦菜地……微不足道的收入，最终让夫妻俩成为了低保户，每年拿到近5000元的低保金。

　　王小兰初来黄桥，乡里4个村有2000多人，作为乡政府所在地，不免有一丝丝地域优越。后来，4个村变成两个村，再后来，两个村变成一个村，人口剩下千余人。“乡长和村长是‘一样大’的，这是典型的麻雀乡。”黄桥变为一个村后，原就任该乡乡长的吴思妙告诉记者，当时涉及库区移民、下山脱贫等原因，外迁成为了热潮。对黄桥来说，也是最佳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夫妇俩曾经有过“下山”的想法，但是，下山之后建房安置投入的债务怎么借、怎么还？下山之后靠什么维系基本生活？正是这样的顾虑，他们没有选择随大流，而是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赚了钱，买了房，再接他们出山。前几年，儿子去杭州打工，每年过年时回家，可一年下来结余的钱，不过千把块。因为没有钱，夫妇俩极少去镇上，小病捱，大病拖，日子就这样将就着过。搓着布满老茧的双手，王小兰幽幽地说，现在连亲戚也不来往了，婚丧嫁娶的红包是笔不小的开支：“再窝在山里，以后儿子讨老婆都难。”

　　村委会主任徐家炳告诉记者，最早一批村民搬到司前，一间地基的价格大概在两万元左右，现在少说也要20万元，这个数字对于至今留守在山上的村民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像王小兰这样的低保户，“出山”的梦，靠他们自己的能力，几乎不可能实现。

　　王小兰眺望的方向，是山外的世界。她不想充当最后的守望者，但在眼下，她也成为不了最后的迁徙者。

　　小镇上的“黄桥”世界

　　从黄桥驱车半个多小时，便是司前镇，但这条蜿蜒的山路并不好走。司前是泰顺试点“一镇带三乡”的中心集镇，其中三乡之一，就有黄桥。

　　司前给黄桥移民安排了区位较好的几个点，包括滨江路、狮子岗、留田洋等处。可司前毕竟容量有限，黄桥人来安家没有问题，但想获得就业机会和耕种土地，还是颇为不易。

　　在司前镇的移民点上，是一幢幢小高层构成的居民小区。这些当初数万元的房子，如今价格攀升了近十倍，这是下山移民最大的资产升值，也是他们安心的根本。

　　但“安居”就期待“乐业”，这种意愿，对下山的黄桥人来说，同样强烈。

　　离移民点不远处，就是黄桥人梅志平和陈宪忱合办的泰顺温诗迪奈服饰有限公司。所谓的公司，其实是一家来料加工厂，但这个加工厂承接的，却是利郎、七匹狼等国内知名品牌的加工订单。公司选择司前，一是给乡亲创造就业机会，二是减轻经营成本。目前，加工点有50多名工人，基本上是家庭妇女，这样她们既能照顾家庭，也能就近打工补贴家用。同样在移民小区附近，还有几个加工点，老板都来自黄桥，工人却没有地域限定。除了在这些点上就业，黄桥的移民也可以选择“利众”等7家镇域范围内的竹制品加工企业。

　　在徐家炳看来，下山是黄桥人改善生活的唯一出路。下山移民政策实施20多年来，黄桥人已经把生活重心放在山下。孩子能够就近入学，即使外出打工，回家的路也不会那么难走。而山上的竹林、树木，属于自然状态下的保值升值，不需要过多看护。总之，山下的路，不管怎么说，也比山上的路要宽。

　　只是，10余里的山路，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来！

　　记者手记

　　出山与出路

　　黄桥人“下山”，是偏远山区群众向资源更加集中的乡镇流动的一个实例。当然，也是一种必然。

　　我市各地的下山移民工作搞了几十年，从人口集聚来看，成效明显。从长远发展来看，移民的生活、生产方式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事实证明，对于交通、信息都相对闭塞的山村，只有出山，才有出路。

　　但是，出山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还需要一定的生存技能。这固然和农民自身相关，但政府帮扶将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宅基地的供给、建房的补助、产业的培育、就业岗位的创造以及教育、医疗资源的均衡化等等。如今，大多数下山农民在走过一段艰苦的适应路程后，渐渐步入坦途，相信他们的生活会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但我们更需要关注的，还是那些在山区依然被贫困裹胁、无望而困守的农民，对于他们的扶持，可能不仅仅停留在每年多少低保金上，而应该动员各方力量，通过集中供养等不同途径，让他们下山，确保他们住有所、吃有食、寒有衣、病有医的老而无虞。扶贫只有做到“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对于脱贫成就的评介，才会充满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