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状态下的王澍与陆文宇

　　浙江在线8月11日讯（钱江晚报记者 林梢青）因为王澍临水而建的14幢新民居，富阳洞桥镇文村一夜成名。作为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的先行启动区，它因独特，长时间被媒体关注。

　　我们在谈论乡村建设时，究竟在谈论什么?在王澍看来　 :“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们要意识到乡村建设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

　　乡村建设的处境，折射的是当下人的“心”与“眼”。当人们对文村怀抱一种理想主义的期待时，将图纸一点点画出来的王澍和太太陆文宇，却尤其关注村民在新居生活中所给予的反馈。比如说，让他们特别高兴的是，自己不动声色地在厨房里留出的空间，被村民们“默契”地砌上了柴灶;又比如，当外面的人提出十倍价格收购新居时，村里的老太太毫不犹豫地说:不卖。

　　以建筑的营造追回正在流逝中的文化，让文化重新流动在真实的生活之中。在王澍的眼里，　 放在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上，文村所示范的是一种智慧的做法。

　　浙江乡村建筑传统之美

　　文村之所以能够以一种独特的面貌呈现在当下，“设计”或“建造”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浙江乡村曾拥有的美好过去。

　　王澍一直特别呼吁保护江南一带的乡村，“不光是为过去考虑，也是为未来。从今天人们的价值观转移可以看到，未来你想寻找自然、文化、心态、真实的中国生活，这些乡村就是产生新吸引力的地方。这些地区下一步的城市化已经天然具备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条件。”

　　“貌不惊人”的文村就是这样进入了王澍视线。

　　“第一，整个村子大的格局其实还在，新造的房子最多也就三层，我觉得我还能改，新老房子放在一起也能保持一个样子;第二，它不是历史保护村落，因为过度地强调保护，结果是村落的正常生活无法进行;第三，你可以看到这个区域的整个生态环境很好，空气、水，让你整个人都感觉舒服;最后，这个地区大概有四到五个村落，我们做的不是一个村落的工作，这个村落只是一个开始，几个村落最后够得上是一个微型城市。”

　　在王澍看来，以文村为例，乡村的改变力量其实来自两方面，一是政府，二是农民自己。

　　但即便如此，有过社会经验的人都能预见，要求一个农民的诉求和一个获得过普利兹克奖的教授百分百重合，这不可能。因而，在文村建设的数年里，王澍和太太陆文宇有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满足每家每户的“个体化”要求上。道理很简单，自己的居所，村民一砖一瓦都盯得紧。

　　陆文宇遇到过很多要求，“比如，这家檐口挑出来10厘米，隔壁不让你挑你就不能挑;有一户说，隔壁厕所不能放在我家西面，会破坏风水。做到这里，建筑的事情变成了社会性的工作。”

　　在文村新农居点的设计方案上，土地是高度节约化的，“整个村落表现出来的对自然条件的取舍，对土地的节约，大家自我控制的意识，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闪光，是一种美德。”原本按照别墅方式只能造15户房子的地，被王澍重新规划，能够住24户，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趋向——如果失去了高效的整体控制，大量农村就会变成庞大、无序的农居群。

　　给予一个家庭所需要的各种空间

　　陆文宇说，有一件事王澍一直没有说，文村新农居实际上是第一个真正为农民做的房子。

　　“我们传统的农居都不是农民造的，因为在传统文化里，建筑样式与形制和国家制度一样重要，所代表的是中国建筑的最高审美。传统知识分子地位很高，所以农民都要向知识分子看齐，住一样的房子，叫耕读传家，那些房子代表了最高的审美价值。”

　　与过去的许多项目一样，王澍的方案有一种使命感，实际上是试图重构了对方的生活与文化方式。

　　从每家每户的门开始说起。每户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入口，不但是这户人家的形象，也是尊严。门口有一个小空间，妇女可以和邻居说说话，或者摆个小板凳剥剥毛豆、看看风景。还有一个小院子，这是中国人从公共空间到私密空间的陈述。院子里能看到风景，小孩可以在那跑，大家可以一起吃饭。还有作为象征性的空间的堂屋，祖先、待客、议事，婚丧嫁娶……一个家庭必须有一个这样的精神空间。

　　特别有意思的是厨房。“我们做的厨房，大小足够村民把烧柴的柴灶重新做回去，我们没有明讲，只是提供了一个足够尺寸的空间，我预料他们会这么干，果然这么干了。”

　　“实际上，山林里可供烧柴的灌木在一定数量上是要经常清理的，不清理有害，这是一个必须的循环。”既然要有柴，墙边上王澍还精心设计了一个檐晾柴。堂屋旁，还有个小空间可以看电视。另外，村民们需要比较大的储藏空间，他也设计得精心，所有犄角旮旯都设计充分。还有一个细节，家里的入口边侧一定有个小空间，用来放锄头——尽管如今的农村已经有了城市的结构，但村民依然保有独特的乡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