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30日讯(钱江晚报记者 黄小星)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升格为领导人峰会以来，从美国华盛顿到土耳其安塔利亚，G20峰会已经举办了10次领导人峰会。

　　回顾这10次峰会的议题和成果，可以了解世界经济格局这些年来的演进和变化，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大势。

　　历次G20峰会产生了哪些成果，是怎样地推动全球体系变革？为此，钱江晚报记者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部主任、研究员贾晋京进行解读。

　　从诞生到平稳发展

　　贾晋京分析说，G20演变推进至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是诞生阶段——1999年12月，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在柏林举行第一次会议，标志着G20的诞生。

　　随后的2000年-2007年，即从加拿大蒙特利尔会议到南非开普敦会议，是G20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历次会议里，成员们共同探讨解决全球性经济、金融问题，建立了G20年度财长、央行行长机制。

　　G20成立本身就标志着，新兴力量的崛起改变了全球地缘格局。在G20之前，G7是协调西方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机制。G20取代G7，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正式跻身全球经济决策圈的俱乐部，与发达国家坐在同一张会议桌前，也表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无力掌控全球经济格局。

　　2008年到2010年，是G20的崛起阶段。2008年11月15日，G20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一次领导人峰会，并建立年会机制。时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肆虐，G20峰会的召开，对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一阶段里，G20“全球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地位也得到确认。

　　2011年至今，是G20的平稳发展阶段，G20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从应对危机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贾晋京说，分析历届G20会议的成果，不难看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G20会议的一个显著作用，是建立起危机的全球应对机制，“1999年G20首次会议召开的背景，就是应对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形势，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强化了G20的危机应对机制。2008年G20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重要的主题，就是探讨金融危机的原因。这届峰会还同时提出，加强各国合作，反对贸易保护。”

　　但是，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消退，如何重新定位G20尤为重要，这时就要实现从危机应对机制到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变，寻求解决之路。

　　值得关注的是在2013年9月5日至6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G20第八次首脑峰会，贾晋京认为，这届峰会蕴含着全球治理体系重大变革，值得高度重视。

　　贾晋京说，圣彼得堡G20峰会发表了《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领导人宣言》以及11份附件，包括《G20加强影子银行监管路线图》、《G20反腐败工作计划》、《G20投融资工作计划》等文件，《宣言》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建设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强调刺激增长和创造就业是G20的优先任务。

　　贾晋京说，圣彼得堡G20峰会触及各国内部结构性问题，使“国内事务国际化”成为全球治理的新方向；峰会宣言亮明了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自身定位，说明G20峰会不但明确了机制化问题，并且还朝着国际组织化方向发展；另外，此次峰会期间，叙利亚问题成为计划外的热门话题，开创G20讨论安全问题的记录。

　　“G20起源于危机应对机制，主要关注重大全球经济、金融等问题，着力于打造全球经济论坛。但近些年，G20关注议题出现扩大的趋势，新的关注领域包括环境、难民、反恐、安全等，这更有利于提高G20的合法性和国际影响。”贾晋京说。

　　从关注经济增长到与全人类愿景结合

　　贾晋京说，G20成立以来，主要侧重于通过周期性政策来解决增长问题，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在历届G20峰会上都得到了体现。好处是能够较快遏制危机的蔓延等，坏处是掩盖了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而近几届峰会成果体现出，G20正逐步向结构性政策转变，进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贾晋京说，历届G20会议（包括峰会），都非常重视如何实现全球经济增长，例如2009年匹兹堡峰会提出，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2014年的布里斯班峰会又提出：“全面增长战略”。

　　但是，发展正在逐步成为G20会议议程重点，例如2010年首尔峰会，就提出将发展问题列为二十国集团长期议题，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结合，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

　　2015年，安塔利亚G20峰会提出“调整后的增长战略”，为G20的政策框架确立指向2030年的时间节点，明确把G20的首要议程聚焦到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上来。

　　贾晋京分析说，这一目标体系涵盖人类发展的方方面面目标，而“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子集”，“G20的使命，通过与联合国的全人类愿景相结合，实现了‘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