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遗址：稻作农业起源考古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

　　10月下旬，余姚市河姆渡镇稻浪翻滚，晚稻迎来收割的季节。

　　7000多年前，在同一片土地上，一批学会栽培水稻的先民，或许也会抱着期待的心情，等待丰收时节的到来。

　　走进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展厅里的炭化稻米显得有些不起眼。它们又黑又小，被装在玻璃皿里，只有通过上方的放大镜仔细观察，才能清晰地看清其真容。可正是这“小东西”，在中国稻作农业早期发展阶段具有独特价值。

　　1973年，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召集农民扩建姚江排灌站机房。在施工过程中，农民发现不少陶片、骨头。由此，震惊世界的河姆渡遗址横空出世。

　　考古现场，在黑褐色的基坑中，一堆堆金灿灿的稻谷令人啧啧称奇。通过碳-14测定，这些炭化稻谷距今约7000年。

　　在宁波考古70年之际，记者会同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雷少，一起探索河姆渡稻作文化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河姆渡遗址所在区域地势低洼，水起到了有效的隔氧效果，各种有机物质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因此，相比于同时期其他遗址，其稻谷堆积数量之多、保存程度之完好，极为罕见。”雷少说。

　　另一方面，以骨耜为代表的大量农具，包括骨镰、木杵、点种棒等的发现，充分说明当时的农业早已脱离火耕，发展到了耜种的阶段。

　　由此，呈现了一幅生动独特的远古江南生活图景——

　　先民选择在湖泊河流附近的湿地开垦稻田，已初步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方法，过着日出而作，兼营渔猎采集的田园定居生活。他们使用骨耜翻耕农田，再用骨镰进行收割，还会用木杵与臼进行稻谷脱壳，并用陶釜进行烹煮。

　　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是栽培稻起源地的观点，首次实证了稻作农业“中国起源说”，成为我国稻作农业起源考古研究的第一座里程碑。

　　稻作文化的源流，不止于河姆渡遗址。近年来，河姆渡遗址周边陆续发现多处与之内涵相同的遗址，使得中国稻作农业的形成过程不断清晰。

　　距离河姆渡遗址直线距离7公里处，是与其文化内涵基本一致的田螺山遗址。这里也发现了包括稻谷、稻米在内的大量水稻遗存。同时，田螺山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橡子，其在营养成分、收获季节、食用方式、储藏方式等方面与稻谷基本相同。

　　根据量化分析，水稻是当时人们最重要的食物资源，但橡子、菱角、芡实等也是不可或缺的食物。这说明在河姆渡文化早期，稻作生产力水平较低，还需要通过采集、狩猎补充生活资料。

　　与河姆渡文化早期几乎同时，位于环太湖平原地带的马家浜文化也进入稻作生产阶段。

　　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两种文化的稻田形态。马家浜文化的水稻种植多以小块圆形浅坑为主，规模化特征不突出；河姆渡文化的稻田常分布在山体之间的山岙区域，形成了更具规模化的种植格局。

　　2020年，在距田螺山遗址约400米的位置，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施岙遗址。其中，古稻田遗存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包括史前三个时期的大面积的规整块状稻田，从河姆渡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良渚文化晚期。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序列最完整、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古稻田。

　　施岙遗址古稻田刷新了考古工作者对史前稻作农业的认知。这里的良渚文化晚期稻田系统由“井”字形路网和灌溉系统组成，是稻作农业考古的新突破。这一发现证明，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是养活众多人口的主要食物来源。

　　仓廪实而知礼节。从此，一份“稻情”，代代相传。几千年来，水稻种植成为人们的主要口粮来源，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坚实基础。

　　21世纪的宁波站在7000年稻作文明的基础上进行大探索和创新：2000年，杂交粳稻“甬优1号”诞生，当年就在全省推广种植20万亩；去年11月，连作晚稻“甬优1540”攻关田实现最高亩产832.69公斤、百亩方平均亩产827.26公斤，加上之前早稻的产量，成功打破全省双季稻总亩产纪录。

　　7000年沧桑，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于稻作文明而言，却是从“驯化一粒米”到“种出一片田”的漫长蝶变。

　　这片土地，始终在四季轮回里，书写着丰收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