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浸润，文脉悠长；求是之路，薪火相传。浙江大学文科肇基求是书院，学脉悠远、积淀深厚，百余载办学弦歌不辍，一代代文科学人英才辈出。百卅之际，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牵头启动 “求是薪传・口述史韵 —— 浙江大学文科口述史支持计划”，携手 14 个文科院系（机构），访谈学者、梳理文献、整理档案，系统收集和整理口述历史资料，记录学科、学院发展历程，展现文科学人风采，传承潜心治学精神，赓续求是创新文脉。本期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张梦新教授专访。
【学者简介】
张梦新，浙江富阳人，浙江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浙江省教学名师。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留校任教。曾任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新闻系党总支书记、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党委书记、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等职。长期从事古代文学、新闻传播与传统文化的相关教学研究，出版专著、主编著作和教材包括《茅坤研究》《中国散文发展史》《中国文学》《杭州新闻史》等45种，并持续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被评为浙江大学优秀党员、浙大离退休教职工“正能量之星”。
从北大荒的乡村小学到杭州大学的课堂，从古籍整理到新闻史研究，张梦新教授的人生经历与治学道路，始终与教育相连。谈起求学与任教往事，他记得难得的学习机会，也记得师长对自己的教诲。这些记忆，成为他多年治学育人、退休后继续工作的动力。
一、从北大荒走进大学
我是学军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高考取消后，我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同江县乐业公社青年庄。那里离杭州很远，我们先坐了四天三夜火车，又坐一天汽车，再坐两个小时马车，才到目的地。
北大荒的生活很艰苦，冬天气温零下30多度，夏天铲地，秋天收割，田垄望不到头。这段经历磨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学会吃苦，也让我一直记着当地父老乡亲对知青的关心和帮助。
下乡三个月后，我到村小当老师，教二年级和四年级。那时我问孩子们，有没有到过佳木斯、哈尔滨？知不知道杭州？他们大多没有走出过当地。面对这些孩子，我深切地感到知识的重要。我希望教他们认字、学文化，让他们以后有机会走出北大荒，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对教师这份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好老师，既能教给孩子知识，也能教他们怎样做人。这对我后来进入大学、留校任教，都有很深的影响。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杭州一所中学教书。得到同意报名的通知后，我赶到教育局，在报名截止前半小时报上了名，后来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
1978年春天入学时，我已年过三十，孩子已经两岁，因此对这次学习机会格外珍惜。我们这一届同学，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习特别刻苦。我们感谢党和国家恢复高考，让自己能够重新走进大学，也觉得有责任把书读好。对我来说，这份责任还连着家庭，连着一个父亲应当作出的努力。
二、在文献中磨炼治学功夫
1982年，我留校任教，后来承担了新闻专业古代文学等课程的教学，1984年春有幸成为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于是兼做管理工作。教学、科研、行政事务都要兼顾，但继续学习的愿望一直没有放下。1995年，我考取博士研究生，师从徐朔方先生，研究明代文学。
备考时，我母亲生病住院，我心里很焦虑。父母都是老师，他们都鼓励我去考博。考上以后，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论文主要利用晚上和节假日完成。困难很多，首先就是资料搜集不容易。我去图书馆翻书，查地方志、家族文献，也到茅坤的家乡寻找线索，遇到问题便向老师请教。
我一直记着一件事。1998年正月初二，早晨六点多，我住在西溪路杭大新村，忽然听到敲门声。披上棉袄出去一看，竟是徐朔方先生。他拿着一卷线装书，让我查一查，里面茅坤的十四首诗，论文中有没有收入。
那是过年的时候，老先生仍在读书，发现了资料，就惦记着学生的论文。我既感动于先生的勤奋，更感动于他对学生的关爱。1999年6月，我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又在论文基础上修订，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茅坤研究》。
其实，整理茅坤的文献，在读博之前就开始了。20世纪90年代初，为整理《茅坤集》，我到学校图书馆善本书库查阅文献。善本不能拍照，就一字一字地抄，前后抄了几个月。整理古籍还要比对不同版本，我又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以及宁波天一阁查找资料、校勘补缺。
百万余字的《茅坤集》1993年出版后，我仍然留意相关资料，陆续发现佚诗佚文，继续补充、修订。后来，徐永明教授提供了海外所藏文献的电子文本，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带来了新的线索。对我而言，一部古籍出版了，并不意味着工作就结束了；只要还有新的材料，就应当继续核查，争取给读者提供更完善的本子。三十多年后，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茅坤集》的第三版五卷本。
这种想法，和徐先生的影响分不开。他晚年身体不好，疾病缠身，老年性白内障又使先生的视力非常差，但是徐先生仍然坚持整理书稿，历尽艰辛，终于在八十高龄时完成了42万余字的《明代文学史》。他住的房间，床上放着资料，桌上摆着药，他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地斟酌修改。我希望向老先生学习，趁自己还能做，就把这些基础工作继续做好。
三、从古代文学走向杭州新闻史
2005年，我应邀到浙大城市学院担任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参与推动新闻学学科建设，也开展了杭州新闻史方面的研究。《杭州新闻史》是我印象很深的一项工作。
当时，杭州市组织编写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因为此前我主编出版过《杭州新闻百年史纲》，于是请我主编《杭州新闻史》。我们考虑从南宋写起，把杭州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线索梳理出来。我联系了何扬鸣、钱诚一等老师，也邀请青年教师和新闻系毕业的研究生参与。大家各有研究基础，但明代这一部分一时没有人承担，作为主编，我就接下了这块硬骨头。
难处还是资料。已有研究对明代新闻活动的介绍非常简略，需要重新寻找材料。我从邸报、《明代邸抄》《明实录》等入手，再扩展到明代学者的笔记、札记、日记、文集，也留意《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中的相关记载，一点点搜集线索，最后完成了明代部分九千余字的写作。
研究过程中，我曾向方汉奇先生请教。他在高龄时仍给我写信，肯定我们从宋代开始梳理杭州新闻史的思路，也鼓励我们把工作做下去。前辈的支持，使我更有信心。《杭州新闻史》后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茅坤研究》和《杭州新闻史》这两部书，都获得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在我研究经历中印象很深。写作中遇到过不少困难，也得到了老师和前辈的帮助，我一直心怀感激。
四、把育人放在教学之中
我一直觉得，老师不光要传授知识，还要教学生怎样做人。每次第一次与学生见面，我都会和他们谈学习的目的，谈自己将来希望成为怎样的人。竺可桢校长提出的两个问题——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值得每个学生认真思考。
有了目标，才容易产生内在动力。目标可以很长远，也可以落实到每天、每周：今天读什么书，这周听什么讲座，参加什么活动。把这些事情一件件做好，学生才能逐渐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
我教古代文学，希望学生既能读懂作品，也能理解作品背后的精神。从屈原对理想的坚持，到杜甫的忧国忧民，再到范仲淹、陆游等人的家国情怀，文学中有许多值得今天的青年体会的东西。让学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我教学中一直重视的内容。
古代文学也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创新。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文学形式不断变化，每个时代都有新的创造。讲《史记》，我会着重介绍司马迁怎样形成自己的认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讲其他作家，也会留意他们怎样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希望学生从具体作品中，理解独立思考与创新的意义。
新闻专业的课程安排和中文专业不同，课时有限，教材也需要相应调整。我编写省重点教材《中国文学》，就是希望让教材更适合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学方法上，我也尝试使用多媒体，让学生分组介绍李清照、辛弃疾等作家，再一起讨论、交流和汇总，调动他们的学习主动性。
学生自己能够读懂的内容，我会少讲一些，把时间留给需要进一步理解的问题。比如，苏轼、王安石怎样面对人生挫折，又怎样坚持创作。这些经历，对学生今后的成长同样有启发。
五、让学院与社会保持联系
回顾新闻学科建设，许多工作都是一点点做起来的。留校后，我参与了新闻专业和新闻系的建设，1993年11月，我们和浙江日报社等联合发起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全省18家新闻单位合作，成立了学院的董事会。作为总支书记，本人承担了学院的许多管理工作和与全省新闻界的联系工作。学院同新闻媒体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邀请业界参与办学，为教学、研究和学生培养提供了支持。1997年10月，新闻系的“新时期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和实践”的教改项目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改革成果二等奖和浙江省教改成果一等奖。
教师队伍建设也是重要的工作。引进老师，除了学术交流，还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我曾陪新来的老师看房，帮助联系孩子转学，让老师安心留下来、把工作做好，需要有人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我自己是在工作中继续读博的，因此也鼓励老师在职学习、继续深造。教师自身的知识积累十分重要，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更好地承担教学和研究工作。
我们也曾安排老师到报社参与工作，开展研究生课程班，与地方加强合作。这些联系，让学院能够了解媒体和社会的实际需要，也使教学更贴近实践。
今天，技术和行业发展很快，学校应当主动同媒体、地方建立联系，邀请有实践经验的业务骨干参与教学，担任兼职导师或开设讲座，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真实问题。青年教师也要多作调查研究，了解基层、了解国计民生，不能只在书本和课堂之间打转。
对外交流同样重要。我曾到香港、台湾讲学，以及到意大利、美国等海外高校访问，深感交流能够开阔眼界，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不同学校的研究方向和教学方法。建立联系以后，教师互访、学生交流、图书捐赠等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对学科发展都有帮助。学院应当发挥自身优势，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有特色的交流与合作。
六、退休以后继续做事
2011年6月，我从浙江大学退休，当时还在兼任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任期到2015年结束。后来，我又参与院志编写、校史馆建设的相关工作，也在学院发展委员会承担过工作。
退休后，我给自己定过一个目标，每年争取出一本书。我的老本行是中国传统文化，就继续在这一方面用力。到这次采访时，已经完成了出版十四本书的目标。
其中一项工作，是同任平教授合作编写《新编风雨龙吟楼诗词集》。家父194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因此我对这段校史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郑晓沧、夏承焘、陆维钊、任铭善、王季思等先生当年的唱和诗词，散见于文集、笔记和回忆资料，我们就一点点找出来，重新整理，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的这段历史。
杭州亚运会期间，为了向中外读者介绍杭州，我还同柏舟老师合作，主编和组织编选、翻译杭州西湖的历代诗词。我负责中文选目和文字把关，完成并出版了《历代杭州西湖诗词一百首》（中英文对照），该书被作为杭州市给杭州亚组委的礼品书。
我也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担任了浙江大学关工委求是宣讲团副团长，以及“在鲜红的党旗下”“邹先定工作室”和“王明华研究生党建工作室”等导师，在学校和校外作了数十场讲座，与青年学生交流。关工委中还有不少比我年长的老师，他们一直认真工作，让我觉得自己更应当老有所为，继续努力。
金庸先生曾在《笑傲江湖》的扉页上为我题词：“为国为民，此梦常新。”他把我的名字嵌入其中，我一直把这两句话看作鼓励和鞭策。虽然退休了，只要还干得动，我就想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学校和学院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绵力。
（注：文中受访者简介所载职务、身份等均为采访当时的情况。本文根据采访整理稿编辑，保留受访者第一人称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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