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仁贤(右二) 图片源自受访者
浙江在线2月14日(记者 戴凯霖)2026年春节前夕,在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吴仁贤把警服叠得方正平整,深蓝色布料沉静如初,警号清晰如昨,肩章已卸,领口熨帖——他用手掌轻轻压了压,动作熟稔,像过去四十年里每一个寻常的下班时刻。只是这一次,它不再被挂进衣柜,这是吴仁贤退休的日子。
走廊尽头,老同事们还在调解一起年前纠纷,年轻民警小陈举着执法记录仪从他身侧跑过,步子急,帽檐下额角带汗。吴仁贤侧身让了让,看见那顶警帽上松枝托起的国徽,恍惚像看见刚刚从警校毕业的自己。这是他从警四十年来,第一个不必在岗忙碌的春节。
在他担任重案中队长及分管重案的副大队长四年期间,由重案中队主侦的命案和五类恶性案件破案率连续四年达到百分之百。同事说他是“破案疯子”,能为了一个指纹在案发现场蹲三天,能对着几百个小时的监控熬到眼底出血。他总说,做刑警,要能百分之百潜下心,还要能百分之百吃得了苦。可就是这个对罪犯从不手软的硬汉,心里最柔软的角落,装了三个小姑娘二十年。

吴仁贤 图片源自受访者
时光回溯至2006年春天。滨江一处月租三百元的出租屋内,一桩凶案迅速告破。死者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外来务工妇女。案子不难,十余日即结。时任重案中队长的老吴,本可签字归档,转身离去。但他多问了一句:“她家里还有谁?”答案像一根细线,猝不及防牵住了他的心——丈夫十余年前在广东工地遭遇车祸身亡,肇事者逃逸,未获分文赔偿;她独自一人,拉扯三个女儿:长女刚考入大学,另两个尚在湖北老家读初中。她背井离乡来杭谋生,最终却倒在了这间窄小出租屋的地板上。
起初,老吴没见过那三个孩子,辗转联系上死者的妹妹,只说了一句话:“帮我问问她们,愿不愿意,让我帮一把。”当晚,手机响起。听筒那端,一个女孩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叔叔……谢谢。”
老吴的女儿得知父亲在资助三个孤儿,她认认真真说了一句话:“爸,我们帮她们是对的。但你要记住,一定要尊重她们,照顾她们的自尊心。要很平等、很自然,像一家人那样。”这句话,老吴记了二十年。他给孩子们寄钱,从不说“资助”,只说“一点心意”。
逢年过节,他把三个姑娘接到家里吃年夜饭。老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自幼体弱。有一年除夕,她难得胃口大开,竟比平时多吃了不少,还夸菜好吃,老吴高兴得不行,心里立即记下了这年的年夜饭菜单。
2010年寒冬,老二病情骤然恶化。老吴立刻将她从湖北接来杭州,白天忙完工作,晚上便守在病房。还按着之前年夜饭的菜单——笨鸡煲、老鸭煲、鸽子汤,一样一样做了,装进保温桶送到医院;钱塘江畔春游时,他悄悄为她买了数码相机,还用镜头里定格下无数个笑着的侧影。
后来,老二终究没能战胜病魔。再后来,老三站在校门口,低着头,攥着衣角,许久才挤出一句:“叔叔……我就想你在我身边,多坐一会儿。我舍不得你走。”老吴向记者讲起时,眼眶红了,眼泪刷就下来了。
二十年过去了。吴仁贤感叹自己老了,也欣慰于“女儿”们成长了,老三从那个倔强的沉默少女,变成了会主动发微信说“叔叔过年回来吗”的贴心人。父亲节,老吴能收到三个微信红包。家里茶叶罐、刮胡刀,全是孩子们买的。老吴的爱人说,她们比亲闺女还会疼人。老吴笑。他总说自己嘴笨,不会讲大道理。但他会说一句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句:“说是我在帮她们,到头来,是我自己得到的更多。这是一个身心得到洗礼的过程。”
窗外,杭州冬日洒下暖阳。他把叠好的警服交出去,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老同事问:老吴,过年去哪儿?他说:哪儿也不去,在家等女儿们回来。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老大的微信:“叔叔,过年回来吗?我们准备了好多菜。”他把手机揣进兜里,眯着眼看了看窗外。他说,退休了,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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