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施昕更

　　施昕更（左）、董作宾（右）在良渚遗址现场

　　浙江在线11月27日讯(钱江晚报记者 马黎) 1936年12月23日，这一天的《东南日报》上，有一篇题为《西湖博物馆在杭县发现黑陶文化遗址》的报道，做了这样的描述——

　　“西湖博物馆馆员施昕更，最近因调查杭县地质，在该县境内，发现黑陶文化遗址多处，遗址见于距地表约二公尺之池底，包含于黑色淤土层之内……考古家认为远古东方之固有文化，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重要份子，时代在殷商以前……并据施君在杭县一带屡次之调查，对于地层上蕴藏情形，已渐明了。”

　　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介绍良渚遗址发现的史料。同为考古记者的我，有些好奇，不知当年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否采访到了施昕更呢？

　　当然，80年前，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位只有25岁的清瘦书生，就是良渚遗址的发现者。人们更没想到，3年后，施昕更因为感染猩红热，英年早逝。

　　那是他28岁短暂一生中唯一的田野考古。

　　施时英的办公室，在良渚遗址管理所，从办公室窗口望出去，就是莫角山遗址，也就是我们说的良渚古城宫殿区，相当于当时的紫禁城。办公室的北面不多远，则是著名的反山王陵。他经常会想，爷爷是否也曾走过他窗前的这条路，在那片已经湮没在历史中的池塘、泥土里，寻找着良渚的星光。

　　25岁的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野外考古给了良渚

　　28岁的他英年早逝，他的考古报告却奇迹般在战乱中得以保存

　　施昕更：在良渚生，为良渚生

　　一位会画画的年轻人

　　一次偶然的发现

　　施昕更并不是考古科班出身，但是，他会画画。

　　原余杭县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云路，1990年左右因为建设良渚文化博物馆，去北京常书鸿家里恳请题词，常书鸿跟他清楚地提到，曾经教过施昕更画画。

　　1929年，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博会，施昕更的绘画功底派上了用场，当上了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甲部的管理员。那年，他18岁。那时，艺术馆的馆长是林风眠。

　　1930年春夏之交，施昕更进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从事地质矿产工作，除了绘图，他在西湖边，灵隐飞来峰，宝石山，进行野外岩石标本采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在《良渚考古八十年》一首书的《发现》篇中提到，20世纪30年代，史前考古学在中国兴起，随着江浙财团的形成和发达，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挑战“在人脑海中盘旋久了”的“江浙古无文化的传统思想”。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1936年5月31日，卫聚贤等在杭州古荡试掘了一天。博物馆命施昕更也去参加。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考古工作，只不过对考古一向是有兴趣的，所以那些年来，在浙江省各地调查地质时，也同时注意到了近代文化地层的研究。

　　施昕更觉得，馆里让他参加的原意，是要他去记载地层的。但是，试掘不过短短一天，他见到已搜集的实物，太熟悉了，在他的故乡良渚，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是一种长方形有圆孔的石斧居多，或者称石铲，以前他也认为是玉器并行的东西，所以不去注意它。但是，其他石锛、石镞等，他此前从未在浙江境内见到过。

　　发现良渚遗址

　　从一两片黑陶片开始

　　就在古荡试掘第二天，施昕更便回到故乡良渚搜集开了。果然，除了石铲之外，他意外地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

　　得到了，是不是就结束了？

　　从下面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带着明确的考古目的。

　　“我又觉得，以收购的方式，是太不科学化、太幼稚，还不如古董商收购古玩一样。”

　　他想到，利用河岸池底来观察地层的剖面，这是进行考古发掘最简单易行的办法。

　　7月，他又来良渚调查，经过多日的分区考查，对于石器遗址的分布地点，有了大概的轮廓，同时在枯竭的池底，亲自捡到了不少石器。

　　11月3日，施昕更第三次摸底，有了突破。他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回到杭州后，他参考了各种考古材料，尤其受《城子崖》发掘报告启示，悟及这些黑陶与山东城子崖黑陶文化，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

　　放下黑陶，施昕更很兴奋，“引起我绝大的勇气与兴趣。”

　　这一两片黑陶，我们后来知道了，就是著名的良渚黑陶。

　　接下来，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的一个决定，定义了历史。

　　他对施昕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采掘执照。

　　这一举动，并非个人行为，这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当时发掘执照批下来的发掘时间，是1937年3月20日到6月20日。而施昕更的三次发掘时间，其实是提前了。事后，这位耿直boy这样解释他的“先斩后奏”：“我对于这遗址的研究，更加迫切，乃不揣谫陋，毅然负责作三次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得到意外的收获，在江南考古工作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吧！”

　　从杭州到上海

　　一部考古报告的五地迁徙

　　我们现在走进良渚博物院，可以看到有一个展柜，展出了施昕更良渚考古出土遗物，最右边，放着《良渚》报告印模。朴素的白色封面，主标题更是直白的两个字：良渚。

　　如果施昕更没有写这一部考古报告，历史的面貌，或许会不同。这是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

　　那为何是“良渚”，而不是古荡、双桥，或者其他？施昕更想到，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他也仿效了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

　　因为，施昕更凭借这部报告，以及他在良渚文化考古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和“良渚文化的发现人”的学术地位。

　　施时英的抽屉里放着一本后来重新出版的《良渚》，但他现在不敢看了，“跟自己比较一下，确确实实差得太远了，很惭愧。他对良渚的情结……你只要读一读卷首语就知道了。”

　　主标题“卷首语”下面一行，写着一句话：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二十七年八月重印，昕更志于瑞安”，他特意标注的“重印”两字。

　　一年前的1937年4月他其实已经写完报告，准备在杭州印刷厂付印，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科学公司承印。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一声炮响，所有人都坐不住了。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必须南迁，可是此时，《良渚》报告还在印刷之中。施昕更的脚，没准备迈一步。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良渚》的印刷被迫中断，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也无法带出。

　　他不得不抛弃这间相依为命的研究室，但是他的手，没有离开过这份报告。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自己带着一部原稿，赶去博物馆所在地。

　　此时，博物馆已经迁到兰溪。看到稿子完好无损，馆长董聿茂决定，再度重新印刷，但由于战事紧张，只有两三百块馆费，馆里还有5个工作人员需要生活。董馆长只好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省教育厅，以珍惜学术著作为重，要求拨款付梓。

　　教育厅同意出资印刷。此时，陆路已经不通，只能走海路。温州是无法印了，只能去上海。于是，施昕更的好友钟国仪带着稿子，绕道温州，去了当时已经是“孤岛”的上海付印。同时，又委托卫聚贤校对。国难当头，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一部考古报告，竟活了下来。

　　讲完故事，施时英说了好几次“惭愧”，他现在的工作，似乎都是琐碎的事——有违章，有盗掘，他就要给村民做协调工作——“这里是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这里是5000年的历史，你造房子肯定是不行的。”

　　祖孙俩隔了80年，脾气是一脉的。其实，他们都在为良渚做着同样一件事，一个发现，一个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