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在给医学生授课。浙大二院供图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22日公布了2023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
本次增选分别选举产生中国科学院院士59人，中国工程院院士74人。由此，我国现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共873人，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共978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两院院士殷切期望，希望广大院士做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表率，做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表率，做坚守学术道德、严谨治学的表率，做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表率。
与中国发展并肩奔跑、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从新院士们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共同的闪光点。
报国为民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此次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平均年龄54.7岁， 60岁（含）以下的占90%。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平均年龄58岁，60岁(含)以下的占81%。年轻化的特征非常明显。
本次增选年龄最小的院士共有3名，皆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别是清华大学、深圳医学科学院颜宁，厦门大学郑南峰，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郑海荣。
颜宁，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就在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的前一天，由她担任院长的深圳医学科学院正式宣告成立。在宣布全职归国之前，她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担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并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4月27日，深圳医学科学院（筹）创始院长兼深圳湾实验室主任颜宁作主题演讲。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郑南峰，长期从事功能材料表界面化学方面的研究。根据《厦门日报》报道，有家上门寻求帮助的企业，原来生产一吨的产品，用企业已有的技术，会产生三吨的污染物，使用了郑南峰团队的技术，只产生50克，基本上把污染物消于无形。从这个角度应该可以理解郑南峰研究的意义和成就。
郑海荣，这里简单列举一些他的成果，就能有所体会：主持承担了国家应急重大专项，成功研制我国首台国产体外膜肺氧合（ECMO），实现了我国ECMO设计、研发、制造等领域的重大突破。他还带领团队研发我国第一台3.0T高场磁共振、国际首台5.0T超高场磁共振并实现产业化，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
翻开他们的履历，不得不感叹“年轻有为”，浸透了我国科技工作者“报国为民”不变的奋斗底色。
从增选结果来看，2023年中科院院士增选计划名额79名，实际当选59人；工程院院士增选计划名额不超过90，实际新当选74人。
计划名额与当选人数落差比例，意味着对院士的评价标准更严格。有相关专家表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院士制度改革，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创造价值
浙江此次有3名科学家新晋院士：包刚、王建安、杜时贵。
得知当选新院士后，包刚院士说：“我还是我，但肩头的责任更重了，要更好助力青年一代成才；心头的紧迫感更强了，更要潜心治学，勇闯无人区。”与自然科学的“皇冠”数学打交道近40年，包刚发展了一般情形下波动方程反问题的整体稳定性理论，提出了求解麦克斯韦方程反散射问题的多频稳定算法，系统地建立了衍射光栅问题的数学理论。以独立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解开了相关探测技术中的数学奥秘。
积累四十余年之功，王建安院士总结起来是一个“心”字。作为我国心血管内科的“一把刀”，他创立、改良和完成了一系列最前沿、非开胸的经导管心脏瓣膜介入手术和具有中国独立知识产权原创器械。他还开创了冠脉功能学和腔内影像的直接对比研究，显著提升了支架植入的精准性并减少了植入支架的患者数量。他说，多问一个为什么，也许就离真理又进了一步。
杜时贵在实地研究。宁波大学供图
甘肃北山沙漠国家地质处置库、黄河小浪底水库、云川白鹤滩水电站、浙江甬台温高速公路等100多项国家和省重点工程，都有杜时贵院士发明成果的身影。他独自沉浸在旷野山川、浩瀚资料的寂寞中，深夜台灯下奋笔疾书的畅快里。他从野外带回一堆堆岩体试样，一头扎进岩石结构面粗糙度系数及其工程应用的研究之中。惟有一心一意，心无旁骛，才能独树一帜，引领时代——杜时贵用坚守证明了这一点。
以无我之境服务“国之大者”，是我们在新当选院士身上看到的共同力量。
35岁就成为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正教授，42岁创建了密歇根工业与应用数学中心并担任主任。在自己科研工作最活跃的时候，包刚选择回国全身心投入浙江大学数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他说：“那个时候我常在想人生奋斗的目标是什么，我也越发感觉到是时候回来报效国家了。”
包刚在为学生讲课。浙江大学供图
2002年，国外便有了通过介入的方式来修复心脏瓣膜的新技术。王建安注意到，中国患者有将近一半是二叶瓣狭窄，有很多病人钙化严重，瓣膜在挤压之后很容易滑下去或者弹出来，治疗效果大打折扣。怎么办？王建安带着团队经过仔细研究，研发出更适合中国人的瓣膜和技术，亮眼的“中国瓣膜”和“杭州方案”，为我国许多患者带来了新生。
正如杜时贵说：“获奖并不是目的，科研成果被应用，得到社会的认可，为社会创造价值，才是最值得高兴的事。”
探索未知
三位新院士长期在浙江工作，记者曾多次采访他们，感受闪耀的科学家精神，自然就对他们多了几分期许。
“不好意思，有个病人要抢救。我先去下。”采访间隙，王建安接了个电话，迅速放下手中的笔，匆匆出了门。当医生是他从小的理想，坐门诊做手术，可以直接救治病人，通过科学研究解决疑难杂症，可以帮助更多的患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个新头衔意味着什么？王建安说，入行近40年，当选院士只是一个新起点，“未来我将围绕国家医学领域的重点问题进一步开展研究，同时跳出自我、跳出医院，积极推动学科发展、带动行业进步。”
包刚在研究数学问题。浙江大学供图
几次与包刚见面，他总是穿着衬衫和牛仔裤，一副典型的理科教师打扮。一块板书，一盒粉笔，如果可以再加上一杯咖啡，基本就是他教学日常的全部。他经常说：“归属感很重要，做科学研究既要找准源动力，知道为谁服务，也要潜心积累，坐得住科学问题的冷板凳。”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十余年来，包刚始终坚持在导学、教学第一线，用切身经历和实际行动为学生做出了榜样。
杜时贵多年来为职业教育发声。他曾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重学轻术”的认识偏差，必须让职业教育真正受到人们尊重，而不是低于普通本科、止步于专科层次的教育，“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构成来讲，既要有研究型的大学，也要有技术应用型的大学，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王建安在手术中。浙大二院供图
“接触的病人越多，越了解病人的疾苦，就越能感受到医学的有限，唯有创新、再创新，丝毫不敢松懈。”王建安说。穿过百年时光，广济医院（浙大二院前身）首任院长梅滕曾为好医生提出过的三个“H”的标准——Heart（良心）、Head（才智）、Hand（技能），如今仍在闪闪发光。眼下，他及其团队又向二尖瓣、三尖瓣的人工瓣膜等发起挑战。这样的探索，永远在路上。
浙江不仅有陈建功、苏步青、谷超豪等蜚声中外的数学家，更有励建书、孙斌勇、阮勇斌等当代数学家。在浙大工作后，包刚一直在思考如何秉承陈苏学派的优良传统，发展特色鲜明的浙大数学学科。他始终将个人的发展与学科的发展、民族复兴紧紧相连，“人才培养的过程，不是简单的复制导师，而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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