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张杰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留影。（资料图，刘育平 摄）
清明。上虞张杰中学的一座铜像前，手工折叠的小白花一朵朵开放。微风中，白色的花瓣轻轻摇摆，述说一个不能忘却的故事。
花朵映衬着张杰，一位从浙江上虞梁湖镇（2017年，梁湖镇撤镇设街道）华光村走出去的香港小商贩。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他以一己之力资助家乡的中小学，累累经年不辍。
2024年2月18日，张杰在香港辞世，享年95岁。在他离世的第一个清明节。上虞的人们记得——
1979年，张杰给上虞中学赠送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上个世纪80年代，他陆续给学校捐赠实验器材、教学设备、体育器材；
1988年，第一座“张杰楼”在上虞中学拔地而起；
40多年来，他先后捐资1500万元，在上虞的17所学校建起22座“张杰楼”，并成立了张杰教育基金……
成千上万的上虞学子受惠于张杰对家乡的拳拳爱心。我们倾听一个捐资助学的故事，那里面饱含桑梓情、感恩情，隐藏着教育的真谛。
第一次见他
“叮……叮……”
报道组的办公室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教育局打来的。“记者同志，我们想提供线索，一位香港的上虞籍商人，给村里的小学捐了不少东西……”
40多年前，现已退休的浙江日报记者老章，是还在上虞报道组工作的组长。他赶到华光村村小时，孩子们刚刚领到新的本子、铅笔、尺子，还沉浸在兴奋里。可捐助的港商已经走了。老师们告诉他，港商叫张杰，就是华光村人。
老章继续四处打听张杰的讯息，他发现，张杰这个名字，总是和学校联系在一起。
1979年，大部分人还没见过黑白电视，上虞中学就有了一台20寸的彩电，张杰捐的。
在上虞的其他学校里，张杰还给实验室捐烧杯、酒精灯、烧瓶，给教室捐电风扇……
后来，捐的物资里出现了体育器材、生活用品，还有钢琴、手风琴等乐器。
老章终于在上虞中学的教学楼里见到了张杰。
“张先生吗？我是记者，想采访你。”
对方比划了一个轻轻下压的手势，示意他等一等。
这位又高又瘦的中年人，正在教学楼走廊上的教室窗边听课。他听得投入，身体刻意回缩，不想让孩子们因为窗外有人而分心。整整一节课，他没有一句话，也没有挪动身体。
当时，上虞中学的教学楼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盖的苏式工字楼，墙壁是红壤和稻草混合碾碎搅拌后粉刷的，总是脱落，木质的窗户很小，光线微弱。他皱皱眉，找到了校领导。
“捐楼？一幢楼？”担任学校总务处主任的李永昌突然听到张杰这么说，吃了一惊。毕竟，那是物质尚不富足的80年代。
张杰不光要捐楼，还要亲自监工。
直至今天，人们依然记得1987年的夏天。烈日当头，这位“香港老板”戴了顶草帽，把自行车往墙边一靠，就驻扎在工地了。
他同建筑承包商一起审看图纸、置办材料、核对每一笔账目。他甚至拿着钉子测量墙上石灰的厚度，蹲在地上清点钢筋的数目——一根也不能少，绝不允许偷工减料和铺张浪费。
1988年，张杰捐资在上虞中学新建第一幢“张杰楼”。（资料图，刘育平 摄）
1988年8月，上虞中学的第一幢“张杰楼”竣工。工程负责人龚佳芳收到了一块从香港带来的金牌，这是张杰表扬他把楼造得坚固又漂亮。
孩子们坐进了近10米长、7米宽的标准教室里，墙壁刷得雪白，窗户又大又亮……
1989年，希望工程民间社会公益事业创立，那双渴望读书的大眼睛深深触动着人们。
步入花甲之年的张杰，比以往更频繁地回乡。他不仅仅出现在家门口的学校，得空时，还往更深的山区跑。
有一个冬日，上虞南面的深山冷坳落了雪。“校舍年久失修，漏风又漏雨，这种天气我们不敢让孩子来上课。”位于山坡上的梁湖玩石小学不得已“放假”了。张杰又皱起了眉。
不久，“张杰要造教学楼”的消息在玩石、永和、覆卮，乃至上虞最偏僻的陈溪乡虹桥村传开。在永和镇中，张杰得知校舍若要朝南，山坡上重新打地基要多花几万元，他毫不犹豫拍板：“多花点钱，没关系。”
龙浦中学的教学楼建好后，大家说还和以前一样叫“张杰楼”吧。可张杰告诉校长，想换个名字。
“就叫‘希望楼’。希望工程的希望。”
握住他的手
这位热衷助学的“香港大老板”在上虞有了很大的名气，家乡的人们总想去看看他。
上虞老乡顾志坤到香港时，已经入秋。上世纪80年代末，寸土寸金的香港街头，小商贩们想着法儿占尽任何一点空间，店铺挤在一起，招牌叠加招牌。霓虹闪烁中，找到张杰，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他就是。”有人指向街对面。
香港九龙尖沙咀加连威老道24号，黄色的“上海创兴公司”门牌算不上特别醒目。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弓着腰，裤管卷得高高的，身旁摆着两只蟹盆。
“张杰先生吗？”顾志坤又确认了一遍。
“是咯是咯，奈到哉啊！（方言：你们到了啊）”乡音未改。
张杰放下一只刚捆好的蟹，直起腰，在围裙上揩了揩双手。消瘦的手上，布满了被蟹钳划伤的口子。“你们都讲我是赚大钱的老板，大钱是赚不到了，一分一厘都是流血流汗换来的。”
顾志坤瞥见一个用来收钱的旧铁盒，里面多是几块钱的硬币或纸币。眼前这间小卖部，实则是一个仅有五六平方米的楼梯间，墙上地上桌上铺满了茶食、糖果、日用品等杂货，门口又辟出一小块地方售卖大闸蟹、粽子和茶叶蛋。
顾志坤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在家乡上虞捐物、捐楼助学的“香港大老板”，他的鼻头一酸，上前紧紧握住张杰的手。
张杰出生于1928年，戊辰龙年。他的家在华光村小河埠头12号。1939年，11岁的张杰离开故乡梁湖镇华光村，到上海做了20多年小工，艰辛求生。1959年，31岁的他辗转到香港打拼，先后在五家“南货店”做伙计，直到1978年，终于用辛苦积攒的钱租下一个楼梯间，做起了杂货铺的“老板”。
为多攒点钱，张杰全家加班加点裹粽子。（资料图，刘育平 摄）
店里的螃蟹，得从深圳或者更远的地方进货，张杰夫妇没有车，几十斤、上百斤的货物全靠手拖肩扛运到店里。几个女儿在店里帮忙包粽子，包好后要在大铁桶里煮上好几个小时。
生意渐渐稳定后，张家才添置了一间30平方米的公寓。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一点点改善，但他们依然粗茶淡饭。自己卖螃蟹，家里却往往一碗米饭，一个青菜、一盘豆腐就打发一顿。因为地方实在太小，一家人吃饭还得轮流上桌。有阵子一家三代11口人住在一起，床铺不够，到了晚上就得睡地板和拆下来的窗板。
三女儿张蕉珍常看到父亲为了通宵顾店，要抽几支烟提提神。虽然自己的店铺也卖香烟，但他只挑最便宜的。有一年张杰因为治疗胆结石花了1万多医药费，他拿着收据对了又对，心疼不已。出院后，他咬咬牙把烟戒了。
1988年春节，上虞中学第一座“张杰楼”快竣工时，张家唯一的儿子张唯纲要结婚了。张杰把儿子、儿媳叫过来：“你们去旅行结婚，能省下1.5万元钱。这笔钱能为老家的孩子们买不少东西呢。”已经习惯并了解父亲的唯纲，通情达理地点了点头。
邻居们看到小铺生意不错，劝张杰买间大点的房子。他不同意，买了房子只有一家人住，把几百万省下来，就能让许多人读上书。
顾志坤返程的那天，火车站月台，发车前几分钟，一个小小的人影由远及近。
“火车上的东西太贵，你们不要浪费钱，这包茶叶蛋拿着吃。”
张杰递来一个温热的塑料袋，那是他和妻子早早起床，特意为老乡准备的。
香港街头，张杰拖着小拖车进货。（资料图，刘育平 摄）
铭记于每个春天
香港加连威老道的街坊们记得，江浙口音的张杰，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陈春澜中午吃过的一条鱼，只剩下鱼骨，还叫佣人留着，到晚上加点汤，撒点盐，就又是一餐……”
一百多年前，上虞人陈春澜在小越横山办起了一座春晖学堂。风云岁月，人杰地灵的白马湖畔，吸引了李叔同、夏丏尊、朱自清、朱光潜、丰子恺……如今，当年的学堂已是远近闻名的浙江春晖中学。
这个故事，张杰讲了一遍又一遍。就像一粒种子，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周益华12岁那年，成为上虞中学的一名初一新生。学期伊始，老师通知他参加一场助学金发放仪式。他听说，有一位名气很大的“香港老板”要来。上台的队伍缓缓移动，一个牛皮纸信封递到眼前，周益华抬起头，眼前的人，温和地冲着他笑。
信封里，是崭新的6元钱。
往后几年，助学金从6块钱，到几十块、几百块，甚至是5000块一笔。周益华从中学读到大学。步入社会后，他成为北京虞商联谊会会长。
在张杰的帮助下，许许多多上虞的孩子开启了和他们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孩子们，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周益华记得，张杰每一次回到自己捐资的学校，一定会说这句话。
张杰的年纪越来越大，回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张杰楼”里，琅琅书声从未间断，一代代的孩子们，也听着他的故事长大。
张杰夫妻二人，每天一早便开门迎客。（资料图，刘育平 摄）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香港加连威老道来了一群内地小学生。“张杰先生的店铺在哪里？”领队的老师四处打听。
后来接手张杰店铺的绍兴人许芝芳听出家乡的口音，他放下手中的活，迎了出来。
孩子们探头探脑打量着这间小小铺子，说自己是从上虞来的，想到张爷爷的店里看一看。老师说，“您转告张杰先生，上虞的小同学记得他。”
许芝芳很是感动。告别时，他送了每个孩子一颗茶叶蛋。“和张爷爷煮的味道一样。”
和当年的小学生一样，上虞人以有张杰这样的乡亲而自豪。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一个助学的故事，一遍遍地讲下去，一如张杰永远记得的陈春澜。
上虞摄影师刘育平精心保存着一张照片，条纹纸上记着张杰在上世纪90年代对学生们说的一段话：
我幼时贫困，未能接受良好教育，一生只好以苦力挣钱，养活老小。我不想让家乡后代再像我一样吃苦受累，因此决定捐资兴学，希望后辈用功读书，未来报效祖国。
2024年，甲辰龙年。在浙江上虞的“张杰楼”里，书声依旧，就像每个春天如期而至的新绿，年年岁岁，绵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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