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分别连续24年和40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但省内仍有若干个全体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区)。
这意味着,这些县(区)能否实现突围,直接决定了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质量和成色。
2024年,浙江居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的县(区)由8个减少至4个,庆元、松阳、景宁、衢江“四县”率先实现赶超,目前还剩下泰顺、磐安、文成和开化仍有差距。
根据2025年浙江省委一号文件要求,“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县”今年至少要再减少1个,并计划在“2027年前力争推动所有县(市、区)居民收入均高于全国平均”。可以说,剩下四个县突围已迫在眉睫。
首先来看,突围难度有多大?
先看泰顺。2024年,泰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52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89元,是剩下四个县中绝对差最小、追赶势头最好的县。按照过去三年6.7%的平均增速计算,泰顺今年实现赶超的可能性很大。
再看磐安和文成。这两县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接近,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在1200元左右。如果保持此前增速,可能近两三年很难“脱帽”,需要好好“跳一跳”。
最后是开化。2024年,开化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071元,同比增长7.0%,增速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奈何基数太低,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超过2000元,若按原来的收入增速,赶超需要的时间则更长。
再看,为何这四个县的人均收入偏低?
通常认为,共同富裕的短板在乡村,农民收入是拉低平均值的主要因素。
然而,数据对比显示并非如此。2024年,泰顺、磐安、文成和开化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全国平均高了5488元、4015元、4627元和5340元。
这恰巧说明,这四个县的农民收入普遍比全国要高,拉低整体收入的问题出在城镇侧。
一方面,这四个县的城镇居民收入接近或低于全国,本身表现不够突出;另一方面,它们的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远低于全国水平,由于收入较高的城镇人口少,而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多,从而拉低了整体水平。
此外,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也能看出问题。劳动生产率反映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通常与个人创富能力正相关。
对比四个县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可以发现,一产差异不大,二产和三产的劳动生产率普遍较低。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二、三产产业相对低端,给劳动者带来收入有限。而二、三产主要集中在城镇,进一步制约了城镇居民的增收。
最后,这四个县突围之路何在?
去年4月,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祝立雄就已关注到“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县”现象。
他指出,尽管浙江90个县市区收入最高最低的极差虽不断缩小,但内部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还有8个县居民收入连续三年低于全国平均,是山区县短板中的短板。
“战略方向上,这些县要把‘强城’放在首位。”祝立雄认为,以“千万工程”牵引缩小“三大差距”,要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剩下四个县尤其要在“强城”上发力。
这些县的共性是资源要素分散。
不论是人口、土地,还是财力、公共服务,都应向县城、中心镇集聚,从而提升城镇化率。以泰顺为例,去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缩小0.06,缩小幅度位居全省第一。很重要的因素是,泰顺20多年来积极稳妥推进下山集聚工作,让资源配置效率最大、让更多人实现创富增收,平均年收入增长近10%。
2024年,国家《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中提出,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泰顺、磐安、文成、开化等县全部符合国家对城镇化潜力地区的要求,需要国家和省级层面“扶一把”,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上加快突破。
此外,提升城镇居民收入关键在于产业。
这些年来,阿里巴巴、传化集团等产业帮扶实践证明,运用民营企业的技术、市场、信息、渠道等产业优势,可有效拓展创富增收渠道。
泰顺、磐安、文成、开化等地应结合本地特色产业(如清洁产业、中医药产业、生态经济、文旅产业),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富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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