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丰：妙手复霓裳

　　中秋佳节，西湖暴雨。

　　晓风书屋里，台下观众浑然不觉地听着丝绸研究专家、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丰讲述25年前发生在雷峰塔地宫中的丝绸往事。2001年，雷峰塔地宫发掘因电视直播轰动一时，发掘出的铁函运回浙江省博物馆库房后，特意“冷处理”了两天才开启。铁函里面的阿育王塔上覆盖着少量丝织品残片。将它从塔顶揭取下来并进行鉴定、复原的，正是赵丰。

　　多年后的今天，电视剧《太平年》带来“吴越文化热潮”。这些研究成果成为揭开吴越国丝织与服饰密码的钥匙，最终化为台上流光溢彩的圆领袍、云肩羽袖袍……

　　在赵丰做过的丝绸研究中，雷峰塔地宫中的丝绸只是非常小的“点”。从青海都兰的唐代墓葬到敦煌藏经洞的残片，从法门寺地宫的缭绫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档案，四十余年来，他用一缕缕丝线，串起了散落在全球的中国丝绸与丝路文化遗产记忆，让这些碎片被读懂、被修复，让千年前的织造技艺重新运转起来，让古老的丝绸在当下重新“活”起来。

　　满世界寻找丝绸

　　很早以前，西方人就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度生产一种轻薄如云、光洁如水的布料。对它的渴求，驱使商队踏上漫漫长路，穿越沙漠与高山，将这种布料从东方向西方传递。丝绸西去，一条串联起文化与物产的道路，在驼铃声中渐渐成形。

　　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这条丝路，也是赵丰学术生涯最初涉猎的领域。

　　然而，这些美丽的布料在赵丰眼中，总是碎片。作为有机物，丝绸在墓葬和遗址中极难保存，潮湿地区尤甚。侥幸留存的，大多面目全非，难以辨认。研究者要做的，是从这些碎片中“读”出信息——纤维、染料是什么；图案如何循环；织造用了什么技术——再结合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还原出这件织物在当年的模样、用途和意义。

　　赵丰第一次真正触到唐代丝绸，是在气候极为干旱的高原小镇——青海都兰。

　　1985年，赵丰在《中国考古学年鉴》上看到青海出土唐代丝绸的消息。为了向青海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许新国提出研究出土丝绸的请求，他便坐火车追到西宁，又追到都兰，再追回西宁，终于见到了这位所长。两人约定，第二年来看实物。来年暑假，赵丰在青海的库房待了一个多月，看完了所有出土的丝织品，其中包括了当时已知的唐代几乎所有的丝织品种，还有许多品种在国内皆为最早实例。研究成果最终于1991年发表。什么是经锦、什么是纬锦、东西方的织锦究竟在哪里分道扬镳……唐代丝绸史上的一系列基础问题第一次得到了系统回答。

　　让赵丰将唐代丝绸研究推入更深入和细致领域的，是敦煌丝绸。其中伴随着一个更为棘手的现实：大量中国丝绸文物，尤其是敦煌丝绸，不在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带走数以千计的丝绸文物。它们散落在英、法、俄、日、印等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1998年，赵丰第一次在英国大英博物馆见到敦煌丝绸实物时，一个学者的本能让他涌起探究之心。2006年，在赵丰的推动下，敦煌丝绸项目正式启动。“当我再次面对那些历经千年的敦煌丝绸时，涌上心头的不仅是学术热情，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赵丰说。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赵丰和团队远赴伦敦，在大英博物馆库房系统整理斯坦因所获得的敦煌丝绸；他们辗转至圣彼得堡，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发现塔吉克斯坦等丝路沿途国家出土的织品；在法国吉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他们又对着敦煌丝绸记录研究……2006年至2024年，《英藏卷》《法藏卷》《俄藏卷》《敦煌卷》《旅顺卷》和《研究卷》六卷《敦煌丝绸艺术全集》陆续出版，首次系统整理了全球敦煌丝绸文物，构建了敦煌丝绸文物数据库及其词汇标准，填补了敦煌学领域中丝绸研究的空白。

　　敦煌，只是一个开始。2013年，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不久，一个更大的设想在赵丰心里萌发：能不能把全球的中国丝绸文物系统收集、编成全集的图录？在《敦煌丝绸艺术全集》的基础上，2022年，“中国丝绸艺术大系”正式启动，计划用10年时间采集2万多件中国传统丝绸藏品信息，出版100卷精品图录，涵盖海内外80余家收藏机构的代表性藏品。截至目前，第一辑12卷已完成出版。

　　满世界跑，查清丝绸“家底”。筹备至今，赵丰和团队成员一直奔走在寻找中国丝绸的路上。每对接一家收藏机构，赵丰起码要来回跑四五趟，常常上一个时差还没倒完，就要进入下一个时差。“中国丝绸艺术大系”每卷的编写平均耗时2年左右，涉及藏品信息采集、图录编纂等流程，对各大收藏机构有时厚着脸皮催，耐着性子等，难免上门拜访时会吃闭门羹。但采访中，这场文化苦旅中的困难被赵丰轻轻带过。

　　那些在库房里沉睡千年的丝绸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正在重新讲述丝绸之路的故事。“这段历程也许只是丝绸研究长河中的一滴水，但我相信，正是这些涓涓细流，终将汇成文明互鉴的大海。”赵丰说。

　　复原国宝，复原技艺

　　赵丰与丝绸的缘分，始于家乡的小镇。

　　1961年，他出生在浙江海宁长安镇的浙江制丝一厂医务总站。他的父母都在浙丝一厂工作——这是当时浙江省最大的丝厂，员工最多时，职工和家属占了整个长安镇居民的三分之一。长安镇，仿佛因为这家丝厂而存在。

　　不过，在1977年高考恢复时，赵丰最想报考的却是建筑专业，第二志愿才填写了浙江丝绸工学院丝绸专业。数学成绩优异的他，最终与建筑学擦肩而过，被丝绸专业录取，像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

　　1982年，他考上朱新予先生的研究生，真正进入丝绸史研究领域。朱新予先生做了一辈子丝绸研究，到处讲丝绸，也正是他在1986年倡议创建了中国丝绸博物馆。1987年，还在浙江丝绸工学院工作的赵丰，开始参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筹建。四年后，他正式调入国丝馆，担任副馆长。

　　“我虽然做丝绸史，但相比文献研究，我更擅长的是实物研究。”赵丰回忆，“到了中国丝绸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是为我建的一样，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丝绸实物。”

　　但在博物馆的日子，一开始并不好过。1992年开馆时着实热闹，大约过了一年，经费困难，工资发不出来，馆里出现了一股离职下海潮。赵丰说，“门庭冷落，此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穷达由时，难有作为时，就尽量做好自己的研究吧，潜心问学。”

　　正是在这段“沉寂期”，赵丰完成了大量丝绸文物的鉴定和研究工作。从辽庆州白塔到耶律羽之墓，从内蒙古宝山辽墓到甘肃博物馆新藏唐代丝织品，他一份一份地做鉴定、写报告。1995年，他成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当时最年轻的委员之一。1998年至1999年，他借出访之机，系统考察了欧美几乎所有博物馆的纺织品保护中心。回国后奔走推动，2000年中国丝绸博物馆纺织品鉴定保护中心获批。后来，这个中心发展为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在中国丝绸博物馆期间，赵丰确立了一种“全链条”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和利用模式：从文物考古开始，到保护、研究、工艺复原，再到把传统技艺、图案设计与丝绸的日常应用完整还原，陈列展示。

　　这个“全链条”最直观的实践之一，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复原。1995年，这件汉代织锦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轰动世界。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四台西汉提花机模型，让“汉机织汉锦”成为可能。此时赵丰已是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馆长。随后，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牵头，成都博物院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等机构共同成功复原了这类一勾多综提花机及其织造技术，成果公布后引起了世界各地考古和科技史同行的关注。

　　2015年，赵丰团队用复原的汉代提花机，启动对“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的复制——10470根经线，84片花综，2片地综，仅穿综就耗费了一年多时间。当“五星锦”从这台两千年前的织机上重新织出，复原的不只是一件国宝，更是2000年前领先世界的“汉机织汉锦”技术体系。这些复活的技术和工艺，最终在“神机妙算：世界织机与织造艺术”大展上与观众见面。

　　如今，赵丰已经卸任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被聘为名誉馆长。2023年9月，他接替白谦慎出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从博物馆到高校，身份在变，但他做的事始终没变。

　　在西子湖畔接受采访时，赵丰刚从德国回来。此行，他在马普科学史研究所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继续撰写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缺失已久的“织机与织造”一卷。

　　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出版，纺织是其中第31部分。按原计划，纺织应有两册，先出版的是纺纱和缫丝，第二册关于织机和织造。但这第二册，李约瑟没能写完。1976年，他委托德国学者狄特·库恩负责纺织卷，库恩完成了纤维部分，织机部分始终空缺。

　　2017年，李约瑟研究所董事会委托赵丰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织机部分。织机的研究，正是赵丰当年的博士论文方向——他在论文中复原了良渚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的原始腰机。

　　“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工作。”赵丰说。为了完成书稿，当时他甚至想辞掉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的职务。

　　直到2024年，赵丰终于得偿所愿赴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撰写四个月。今年他又来到“世界上科学史研究最好的机构之一”马普科学史所继续静心完成书稿，成书问世时间预计在2029年。

　　打开他在马普那几个月时的朋友圈，记者看到了一种沉醉于学术研究中的怡然状态。

　　一缕丝线，从古织到今

　　从2000年开始，赵丰开始在中国纺织大学纺织学院教授博士生。有一次，他在上课时对学生说：“凡是我的学生，一定要视野开阔，胸襟宽广，思想开放，不得封锁资料。”而在他任内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也同样做到了开放——对任何一位真正的研究者、学生开放库房和藏品。

　　2003年，在一部大火的电影《手机》中，张国立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做人要厚道。”这让赵丰印象深刻，他想到了宽厚，知识要宽厚，做人也要宽厚。但做研究，则必须是精和专，特别是做古代科技史和文物考古研究，一定要坚持、努力、钻研，才能出成果。所以，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学生入学时，赵丰送给了他们四个字：“宽厚专精”。

　　这四个字，也渗透在他的学术趣味中。

　　这位“理工男”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文人气质。1977年考入浙江丝绸工学院后，赵丰和十多位同学办了一个文学社团——白云诗社。他被推选为社长。后来，他还给自己起斋号为冻绿居主人。赵丰爱读唐诗，尤其对白居易的《缭绫》情有独钟。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诗中描述的缭绫，究竟是什么样的织物？这个疑问，从赵丰写出道作《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时就萦绕在心，一绕就是三十多年。

　　2020年，机会来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绸服饰中，赵丰用排除法，结合李德裕奏折中关于缭绫图案的记载，最终确认了一件浴袍就是缭绫。

　　这是首次发现唐代缭绫实物。但他没有止步于此。他组织团队进行完整复原：浙江理工大学的学生负责织造，中国美院的学生负责染色。白居易诗里写缭绫“染作江南春水色”，团队做了大量实验，最终选用蓼蓝，复原出“春水绿”的色泽，制成一件“春水绿盘绦纹缭绫浴袍”。考证、织造、染色、缝制——整个过程被他写进《寻找缭绫》一书。一首唐诗，就这样被他用一针一线重新“写”了出来。

　　这种对“宽厚”的理解，也让赵丰的研究从来不局限于一个人的书斋。他创办的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每年在不同国家举办会议，把全球研究丝绸之路纺织品的学者联结在一起。他主持的“世界丝绸互动地图”项目，汇聚了来自99个国家的万余条丝绸文化遗产数据，构建了一个跨地域、跨机构、跨语言的“锦秀”平台。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连接点”，让散落各地的丝绸研究者、收藏者、修复者走到一起。

　　2025年初，浙江大学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遗产”教席，赵丰担任教席主持人。这是浙江大学继2010年创业教育教席后获批的第二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也是全球首个专门聚焦丝绸之路遗产的教席。这一教席致力于推动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跨国研究与文明对话，让丝绸之路的研究拥有更宽广的视野与格局。

　　“学术离不开兴趣。但只专注于自己的兴趣，别人只会佩服你，却未必愿意与你合作。我们做一件事时，也想着别人能从中得到什么——这样，合作的人就更多，事情也能做得更大。”赵丰说。

　　从雷峰塔地宫的一方残片，到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未竟书稿，赵丰用四十余年时间，把一缕丝线从东织到西，从古织到今。他寻找丝绸，让散落的世界重新相连；他复原丝绸，让沉默的文明重新开口；他正通过丝织品文物，让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人，能够坐在一起，共同讲述这条文化遗产之路上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