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周华诚

　　作家、摄影师。生于1979年。在浙西常山县一个叫"溪口”的村庄度过童年时光，现定居杭州。主要作品有《我有一座城》《西湖时光：遇见24小时》《一饭一世界》等。

　　这样的冬日，乡间的新稻米早已归仓。而周华诚发起的"父亲的水稻田——挽留最后的农耕”众筹项目中，出产的新米，则由浙西常山的溪口小村，寄往全国各地。

　　2015年，"父亲的水稻田”已经走过第二季，周华诚的新书《下田》也合着水稻的丰收时节推出。对于周华诚而言，"父亲的水稻田”的每一株水稻，都有稻之外的其他意义，它存在于儿子与父亲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传统与未来之间。而《下田》是写给城市的稻米书。

　　此时，周华诚说，他想写点以前没怎么说起过的话——

　　这一年

　　父亲的水稻田，变成三位父亲的水稻田

　　2015年我仍然经常回到那个叫做溪口的村庄。几乎每一次我都会到田野里四处走走。"父亲的水稻田”做到了第二季。因为有了67岁的凌云法、44岁的黄仁良的加入，加上我的父亲，今年的水稻田就是三位父亲的水稻田了。

　　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凌云法脸上的皱纹很深，就像犁铧耕出的沟壑一样。他种了一辈子田。但是种田除了供应自家口粮挣不了钱，于是，为了挣钱，他在种田之外，还要去县城上班——他在一个工厂当门卫，每天看门十个小时，每个月工资一千元。

　　另一位黄仁良，曾经是个木匠，做得一手好木工活。但是现在农村里还有谁打木头家具呢。这个木匠现在一家机械厂打工，做的是钢铁件的轴承零件。每个月两千元左右工资——因为经济不景气，县城的很多工厂都遇到困境，机械厂经常叫工人们放假在家。

　　往年他们只种了不多的田，因为种田效益不好。只要种出自家够吃的粮食就行了，别的田宁愿抛荒。有的村民索性早就习惯了买米吃。种田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不仅要投入肥料、耕作的成本，还要花上许多辛劳与汗水，而且农忙季节根本雇不到人——就算雇到帮手，人力的成本也会高到令人吃惊：找人帮忙的钱如果用来买米吃都够了。

　　今年秋天，"父亲的水稻田”收割以后，我以高出市场价一倍的价格向他们分别支付了1200斤稻谷的工钱，拿到钱他们都觉得很高兴。这是我在2014年第一季活动的基础上增加的内容——统一按照我们的要求，尽量不用农药、少用化肥的耕作办法耕种出稻谷，由"父亲的水稻田”这个渠道向城市里的朋友们推广与销售。事实上这对我来说，难度和压力都大了许多。头一年，我只要把自家种的1000斤大米推销出去就OK了。现在我得至少销出2000斤才能算完成任务。

　　种田在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件有些可笑的事。尤其是这样单家独户的小农种田，愈加显得背时。除非大规模化耕作，否则种田注定是要亏本的。

　　但，这恰恰是我来做"父亲的水稻田”这件事的初衷所在。这是一种笨拙的劳动。其实很多手工活计也都是如此，都是笨拙的劳动。一个绣娘可能要花两三年才能绣完一件作品。一个篾匠终其一生也做不了几千个竹篮。一个农民，一辈子又能插多少秧。

　　所以我做了"父亲的水稻田”。从春到秋，我想记录下水稻耕种的过程，我想体会父辈在这样劳作中的艰辛与汗水。我想把这样的劳作与耕种，传达给我们的孩子，以及城市里的人们。

　　或许再过十年，当这些年老的农民也不得不离开土地的时候，我们的水稻田都会荒芜，长满野草。因为没有一个年轻人能真正继承父辈们的种田手艺。

　　想一想，就觉得相当悲凉。

　　《下田》

　　写给父亲与村庄，也写给孩子和未来

　　我父亲在田间教会我许多事情。后来我离开了村庄，离开了稻田，在城市中生活。但父亲一直在乡下。有几年我不太理解父亲，我觉得土地没有那么重要，父亲为了生活过得更好，完全可以和我们一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事实上那时候我并不完全懂得父亲。

　　多年以后当我重新回到稻田，重新挥洒汗水劳作，重新耕耘与收获的时候，我与土地之间的那种断裂的联系终于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同时建立起来的，还有我对于父辈的理解。以及，带来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改变。

　　这就是我为父亲，为村庄写《下田》这本书的缘由。

　　农民和村庄，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是被掩盖的，被遮蔽的。农民的劳作价值是被忽视的，被极大低估了的。如果我不为当农民的父亲以及更多的农民父亲们说话，还有谁能为他们说话。

　　"父亲的水稻田”先后有几百位城市人光临。他们脱下了鞋袜，踩进了泥水中，身体与土地发生了直接的接触。这几百位城市人中，最远的来自英国伦敦。还有几十个孩子。

　　一个人的童年如果能与土地，与大自然建立起更多的连结，我觉得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能多结识几种植物，多知道一些蔬菜在土地里的样子，有多一些的机会观察昆虫在叶子上忙碌，这样的生活会有很多乐趣。所以我一直让自己的孩子多回到村庄，多在田野中玩耍。我开始下田之后，我女儿也有更多时间在田野中间，但是她的乐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在田间劳作，女儿可能是趴在田埂上摘小野花，抓小甲虫。有时她也会跟着爷爷下地挖土豆，挖番薯，农活很多很有趣，我能看出来她很快乐。我觉得这就够了。

　　有一群孩子，在来到"父亲的水稻田”插秧和收割之前，甚至认为大米就是超市里长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也要把《下田》这本书写给城市，写给孩子的缘由。城市里的孩子，对于耕种的体验是建立在书本上的。传统中国的农耕文化正在快速地消逝，即使是农村的孩子，他们也不会种田了。写给孩子，就是写给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不知道未来我们的水稻田还会不会继续存在。

　　至于我自己，每一次当我回到水稻田，当我站在水稻们中间的时候，我的内心很踏实，人也会安静许多。

　　这也改变了我的写作。当我蹲在稻田中间，观察一株稻花开放的时候，当我趴在野草中观察一只纤弱的豆娘起起落落的时候，我的文字开始有了野草地般的质感。我写下的文字甚至也带上了青草汁液饱满的感觉。这是第一手的感觉。对于写作者来说，这很重要。

　　"父亲的水稻田”明年还会做第三季吗？我不知道。想要改变村庄真的很难，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列车开得太快，而我的力量微不足道。我能做的，大概只能像我的父亲那样弯下腰身，把手中的三行稻秧插进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