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15日讯 “第一杯,敬我们的陶同学,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杯,敬自己,原来的少男少女,再回首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但回到这里,我们好像都没变,3个月时间,我们走了1250公里,步步走得踏实……”
这是周五晚上6点,张学芳说的敬酒词。
这是“12人重走长征路”50年后的第一次聚会,他们是杭十一中同班同学,1966年文革开始,班里12名同学去奎元馆接受工人再教育,擦桌子、洗碗、扫地,同年10月28日,12人在当时奎元馆第七代掌门人田书记的鼓励下,组成“东方红长征队”,重走长征路。1966年10月28日从杭州出发,1967年2月7日结束行程回杭。
当年12人中,除一个女同学因病去世,其余11人全部到场。聚会前几天,惟一还缺少蒋枝通不知下落,队长老尹打进快报热线,5月11日A06“嗨都市快报”版刊出当天,一位读者打来电话,说蒋枝通是他初中同学,马上联系,蒋枝通专程从东阳赶来。
费用全部AA制,每人50元,自带茶叶、水果、红酒,场地在解放路奎元馆总店大包间,总经理、第十五代掌门人叶先生听说是“奎元人”回娘家,免费提供聚会场地,做了一桌好饭菜盛情招待。
当年重走长征路之后,老尹和同学们开始了各自的人生,6个人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其余人分配到浙江各地农村,他们大多数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当年都是十六七岁年纪。
饭桌上,张学芳拿出一本古旧的日记本,当年长征路上的记忆,都一笔一画在上面记着。
“1966年11月24日,在大王山矿井,印象很深,厨师烧了两桌好菜,下午参观矿井,钨丝,做灯泡用的,晚上很冷,风声很大,吹得竹林像鬼哭狼嚎,夜宿矿山招待所,最头痛是半夜起来小便难解决,最后还是把我叫起来设法解决,方法好几个……”
“1966年11月1日,星期二,晴,掐指一算我们已走了5天的路了,但是只走了118公里,前几天走路踢踢踏踏,有几个女同学总是落后,就算今天走最快了,一天走了60多里路,平常一天只走30多里,有几个女同学太娇,我有点看不惯,特别在男同学面前故意这样,今天下午女生先走,有两个女生真结棍,当我看到王海荣脸孔憋得通红,汗珠直往下掉,这时我自己虽然很吃力了,而且脚上也长起了水泡,很难走,但是我看到她这个样子,心里虽然对她平时那娇气的样子看不惯,但这个时候我不应该不管她,她平时的确是不抓紧锻炼的,现在来锻炼了,这就是一件好事,因此我就上前把她的一件大袍拿了下来,尽管我已经很吃力,但是我能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帮助人,解决一点困难,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能给我更大的力量。”
张学芳爸妈是学医的,“张学芳”用杭州话来讲,是“一张药方”的意思,她退休前是小学数学老师,她再次见到王海荣时,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从东阳赶来的蒋枝通,是人群中最默默无声的一个,他在东阳当农民,家里还有点田,东阳造纸厂退休的他,平常还干点农活。他的爸爸曾是上城区副区长,1982年退休。
喜欢戴帽子穿花衬衣的陈果为,是12人中最早下乡的,去的是富阳,回城后,成为一名水利工程师,他说走长征那会,每日三餐,基本上一毛钱一餐三两饭,带去二三十块,在井冈山的时候花完了,然后写信叫家里寄了20块钱,“我们12人去,又平安回来,回想起来真不容易。”
王海荣天生一副好嗓子,68岁的她经过精心打扮,看上去像个40出头的优雅女士,谁都想不到她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人生。在抽调到唐山文工团时,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公公婆婆不幸遇难,她被邻居从废墟中挖出来,爱人也在废墟下断水断食挺了十多天活了下来。下城区文化馆退休后,王海荣并没安于现状,时常在社区教大家唱歌,现在又在上城区老年大学半公益性教学,住在钱塘江北岸绿城春江花月,夏天去山东半岛避暑,冬天去三亚享受阳光沙滩,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开音乐课,学生五湖四海。
老吴当年也去了黑龙江,对面是苏联,头顶上就是邻国飞机,“当时不知道害怕,只是看着他们,想到国家的贫弱,从那时便想,要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祖国。回来找不到工作,当时的工作不像当下的社会自己去找,只能硬着头皮等街道分配,经常做8毛钱一天的临时工,直到被安排进永康一家乡镇企业担任工程师。退休后的老吴一直待在家里照顾瘫痪的父母,“就像父母对小时候的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一样,现在到了我尽孝的时候。”
从玻璃厂退休的张建中,花白头发,架一副眼镜,看去颇有文艺气息,他胸前挂的单反相机不时传出“咔嚓”声,他也是这次聚会的专职摄影师。
老张喜欢用相机记录生活,和我聊起这大半辈子走过人生路时,不免有一大股回忆涌上心头,却一下子不知从何说起。他的爱人曾是他的邻居,因为工作,婚后一直两地分居,“总的来说吃了一辈子的苦,退休后,生活才慢慢舒服起来。”
邵传钰眼眶红红的,这次老同学团聚,他最怀念的是老婆陶凤英,也是一起走长征路的一个性格爽朗的女同学。他看她矮小,帮她背包,怕她掉队就陪着她走。后来他户口迁到黑龙江,她也果断跟随,跟定了他。
“零下40多摄氏度,我们在室外修水利,裤子外面结成冰,打下去哐哐响,眉毛和头发都是霜,女同学们冻得直哭……”
她于2003年去世,现在老邵跟女儿住在一起,平常一个人外面走走,买买菜,家里卫生搞搞。“想开了就好,年纪一年年大起来,身体好一点,就是福气。”
秦金龙,还没等同学说完祝酒词,就把杯中酒一口干了。他是老照片中拿旗帜那位,后来从煤矿调到杭州园文局,“重走长征路,并不值得纪念,是我们自讨苦吃去的,无非是我们这么一群人有交情,心里记得最牢的是,我们12个人认认真真走路。”
邵荷芳的笑,眼角上扬,发自内心。她说当年背一个行军包走长征路,脚上起泡,什么苦都吃过,算是对自己的教育,“我们这种人,无论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变坏的。”
丁珊回杭州后,到出版社做编辑,她说经历过那段苦日子,对她来说,“再面对困难时就所向无敌”。
丁珊说,我们这代人有这代人独有的问题,独生子女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很多同学或乡下的朋友早早下岗,很多生活状况都不如意,但他们比较乐观。以前下乡,干的是体力活,姑娘们哪里吃得消?但是不干不行,那就唱着歌干咯,唱俄罗斯歌曲《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时干累了,傍晚吹吹口琴,偷偷看巴尔扎克和高尔基的书,不被发现也是一大乐趣。“现在的我知足常乐,在朋友的眼里,我的生活是再惬意不过了,讲讲课,采采风,拍拍片,看看书,编编稿,买买菜,逛逛街,做做饭,喝喝茶,会会友……”
正如队长老尹所说,我们脚踏实地走路,踏踏实实干事。老尹在黑龙江当过农民,后来考上大学,当过干部,被派回杭州办事处当主任,现在退休了,仍在做经理助理,帮助别人创业。
“我从来没给领导送过一分钱的礼,只是在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无论干啥都能出彩出色。”
昨天他们新建了一个叫“步行串联50载同学情深”的微信群,当年的同班同学,但没参加“长征”的老谢发来一段话:
太赞了!看了照片,同学们尽管头发有些斑白,身形略微富态,但感觉和五十年前一样,什么都没变!社会有变化,人的经历有不同,但同学之间深厚的感情是永远不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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