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6月12日讯(钱江晚报记者 郑琳 文/摄)这个端午节，一位83岁的韩国诗人，在杭州楼外楼和一群中国诗人对酒当歌，吟诵起了屈原的《楚辞》。

　　是真的“吟诵”。

　　这个韩国老人身躯单薄，嗓音嘶哑低沉，完全没有浑厚的播音腔。可是他如歌唱一般的吟诵，仿佛一下把我们带回了千年以前。

　　他是高银，一个中国人并不很熟悉的名字，却是距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亚洲诗人。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目睹过战争，出过家，还过俗，数度入狱，创作出版过150多部作品。

　　但是如此“德高望重”的大诗人，看起来就跟顽童一样精力旺盛、兴高采烈。他会抢着喝饭桌上的黄酒，第一个去泥板上按手印，带头念诗唱歌。虽然语言不通，也会对每个跟他致意的读者和诗人热情拥抱、握手。

　　他讲话的时候，最让人能感觉到诗人的气息，出口成章，即便要通过翻译，也会有美丽的语言。

　　每个在场的诗人都在私下悄悄评价，诺贝尔奖如果错过他，将是这个奖的损失。

　　端午节的第二天，第五届大运河国际诗歌节开启，运河边的舒羽咖啡馆里继续着朗诵盛会，热闹非凡;而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银诗集《喜马拉雅诗篇》，也在那天首发。

　　朗诵会一直持续到接近午夜，在给最后一个读者签完名后，高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本报记者专访诺奖呼声最高的韩国诗人高银，83岁的他，觉得自己是西湖边年轻的客人写诗的人必须是一个孩子我就像运河里的一滴水

　　我翻译的中国诗人

　　有屈原、李白和杜甫

　　记者(以下简称记):高银先生，您是第一次来杭州，这几天游览了西湖和西溪湿地，对这座江南城市有什么印象?

　　高银(以下简称高):我每天都被美丽的环境迷倒。杭州和她悠久的历史一样，是个深厚的梦。虽然这几天我们只泛舟西湖，但是我能感觉到在它之外还有更大的一个杭州。我写的小说里有一篇叫“年轻的过客“，我感觉自己是作为很年轻的客人来到西湖边参加这场诗歌盛会的，我感觉到大家像爱护孩子一样爱护、欣赏我的诗歌，我觉得很感动。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和杭州的缘分肯定不会只有这一次的。今后几年我一定还会来几次。

　　记:听说您和中国诗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带头朗诵起屈原的诗歌?

　　高:昨天是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日子，想起屈原投江的悲剧，我觉得应当表达对他的哀悼和纪念，所以我就提议读屈原的诗歌。我曾经在韩国，向很多的专家、学者请教、学习，把《楚辞》翻译成了韩文。

　　我翻译过的中国诗人有屈原、李白和杜甫。这三位都能在整个世界诗歌史上流芳百世的。我昨天朗诵的是《楚辞·天问》中的一段，因为考虑到昨天那么多诗人在一起欢聚，如果朗诵太悲切的诗歌不太合适。屈原不仅是长江流域的诗人，也不仅是中国诗人，他属于整个东亚地区。他的身世和命运，说明了当时东亚地区诗人所处的环境，整个东亚诗歌的源头就在屈原身上。没有经历过痛苦和悲剧的命运，是不能成为好诗人的。

　　记:您自己的命运也很曲折，所以才成为了如此出色的诗人对吗?

　　高:这个话题要展开，我们一个晚上也聊不完。

　　记:那么就拿最近刚翻译出版的这本中文版的《喜马拉雅诗集》来说，这是您旅行喜马拉雅山区以后创作的，今天的朗诵会上您也朗读了其中的诗篇。您能谈谈那段经历吗?

　　高:那是上世纪90年代，我和一些媒体朋友喝酒吃饭的时候，他们倡议一起去喜马拉雅地区旅行，拍一部纪录片《诗人与喜马拉雅》。没想到后来就诞生了这部诗集。一开始爬到4300米高度以上的时候，和我一起去的电视台的制作人员都已经喘不上气了，我还没事。到了5000米以上，感觉到很吃力了。最后到了6500米以上，我感到已经在死亡线上挣扎，温度是零下40摄氏度。更不幸的是，我的母亲在我旅行期间去世了。我的夫人在韩国独自一人操办了葬礼，而我却流浪在喜马拉雅的山脉上。在我开始这段旅行的时候，同时在报纸上连载我的喜马拉雅诗篇。可是到了第6天，已经无法再创作了，并且回来以后依然无法创作，我的体重轻了10公斤，我感到文学在我身上死去。过了一年以后，我的身体才慢慢恢复，是我的夫人救了我，我又开始写诗了。我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把《喜马拉雅诗篇》写完。

　　现代诗不需要押韵

　　但宇宙是处在韵律中的

　　记:您今天念的一些作品好像是押韵的。韩国的现代诗歌也讲求押韵吗?

　　高:我们的现代诗并不要求押韵。写诗不一定顺从于古人的理论。我在韩国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就从不教古人的诗论，我只听从自己的经验。所以，我是诗歌的迷途孤儿。

　　记:您朗诵的时候很像我们古人说的“吟诵”，像是唱歌。

　　高:同一首诗在不同的状态下我会朗诵出不一样的，例如喝酒以后就不同。

　　我在上世纪60年代，在一个岛上生活了三年，我曾趴在礁石上听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那个声音震撼了我。

　　虽然现代诗不需要押韵，但是宇宙是处在韵律中的。就像下午杨炼先生朗诵作品的时候，虽然我听不懂，可是他的声音里存在空间感。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他朗诵的时候就像河水在流动。有一次我在美国遇到俄罗斯诗人，她念诗的时候有西伯利亚的气息，普希金的作品里也有这种气息。我在德国遇到一位波多黎各女诗人，她朗读的时候让我感觉到整个地球上的神明都是存在的。

　　过去的诗歌里都有音乐，中国的《诗经》、《楚辞》都是用来唱的。那时候诗歌就是音乐，因为有了音乐容易记忆和继承。而现在，音乐逐渐淡出了诗歌，从听觉转向视觉，诗人们要对新的东西负责。他们越来越走入内在的意识世界，但也恰恰是意识过剩导致现代诗歌的一系列问题。韩国从1934开始就在讨论诗歌的死亡问题。但是我坚信直到人类消失，地球长满荒草，诗歌也会一直存活下来。

　　东亚的当代诗人

　　对邻居并不熟悉

　　记:您对中国古代诗歌非常精通，那么您对现当代的汉语诗歌有什么看法?您读过哪些诗人的作品?

　　高:中国的现代文学对我来说比较陌生，我所了解的中国诗人最近的是到郭沫若先生为止。我在国际诗会上见过北岛先生，还有多多、杨炼先生都是见过好几次的，但是不能说对他们有很深入的了解。

　　记:中国的诗人对韩国当代诗人也不太了解。这个现象似乎很普遍。我们东亚的当代诗人，对现当代的西方诗人都如数家珍，可是对近在咫尺的邻居却不熟悉，好像应了您诗歌里那句“看起来很近的远方”。

　　高:是的。东亚的现代派的过程，是互为他者的历史阶段。虽然地理上很接近，但是文化上几乎是断交的。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源头和传统，可是到现代才刚打开门户，互相了解。我的美国和欧洲朋友非常多，可是亚洲的朋友到现在才开始有。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亚洲地区诗人的共同问题。《世界文学》上我曾经开过一个专栏，讨论过这些问题。

　　记:国内很多人把您的作品界定为“禅诗”，我觉得您其实像屈原、杜甫他们一样对现实有回应。也有人说您是韩国的李白，您觉得呢?

　　高:肯定不是“禅诗”那么简单。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读者能了解一点我就很高兴了。至于说李白，他喝完酒以后可以写出好诗，可是我喝完酒以后总是写得很差。最近这几年，大概是酒量提高了，酒后也能写出一点像样的作品了，可能在这个方面我和他差不多了。(笑)

　　记:那您通常什么状态下创作最神勇呢?

　　高:诗的灵感来的时间我无法掌控，她自己走过来了，那种时候我就迎上去和她相遇。

　　记:今天在场的诗人都说，您是韩国的国宝，诺贝尔奖如果最终错过您，是这个奖的遗憾，您对此怎么看?

　　高:写诗的人必须是一个孩子，不要长大，不要区分春夏秋冬。国宝什么的不是我追求的目标，对获奖也没有想法。我就像窗外这条运河里流淌的一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