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2月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俞吉吉)16年前，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北的一处小高地上，发现了上山遗址，经碳-14测定得出遗址年代距今1万余年；2016年11月22日，“上山文化命名十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浦江县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等7个国家的数十名专家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就“上山文化”“上山之稻”“农业起源”等热议连连。

　　上山，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其10余年来的“成长”历程也在充实的图文资料中，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下，缓缓展开：

　　2005年初，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当选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11月，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为代表的遗存类型被考古界命名为上山文化；至今，上山文化遗址累计已经发现达18处，是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或一小步，或一大步，都刷新着人类文明史册。每一步的背后，有考古人员扎根田野追本溯源的坚持，也有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反复试验的艰辛。

　　“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钱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上山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农业社会雏形的初级村落”，这是本次研讨会对“上山文化”提出的结论，也是“上山文化”研究向前迈进的又一大步。

　　浦江上山唱响的上山文化，将浙江新石器历史上溯到万年以前。上山遗址发现的水稻，将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整整提前了2000年。

　　怎样认识上山文化？上山遗址发现的核心意义在哪？上山之稻从何而来……思考和探究仍在继续。

　　12月4日至6日，记者相继联系上了上山文化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等专家学者。他们的追忆和讲述，还原了上山文化考古10余年来的历史足迹和金衢盆地璀璨的古代文明。

　　比河姆渡文化还早3000年，上山文化改写浙江文明史

　　“上山文化让人们跳出宁绍平原与杭嘉湖平原，窥探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另一种面貌。”蒋乐平感叹道。

　　自20世纪70年代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以来，浙江考古在钱塘江以南地区的工作基本局限在宁绍地区，并在认识上有意无意地将整个钱塘江以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等同起来。浙江新石器时代文化逐渐被总结为以钱塘江为界的两大系统：浙北的马家浜-良渚文化系统和浙南的河姆渡文化系统。

　　蒋乐平一直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曾参与过河姆渡文化遗址、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上山遗址的发现让他大开眼界，这也成为拓展浙中、浙西地区新石器考古工作新局面的一个契机，他从此致力于此，至今已有整整16年。

　　1996年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拟建的杭金衢高速公路沿线进行前期文物调查，蒋乐平担任领队。这次调查历时两个多月，在250多公里的路程内往返多次，发现了古遗址、古墓葬信息数十处，其间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诸暨楼家桥遗址，最让他感到惊喜，就此拉开了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的序幕。

　　2000年秋，在浦江博物馆的引领下，考古调查队一行来到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在这里首先发现了　　塘山背遗址的墓葬区，在一个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土丘中清理出相当于良渚文化中期的古墓44座，为一个氏族墓地，距今约4500年，这也是钱塘江以南第一个良渚文化墓地。接着在渠南村北边的一个土丘上探掘到一种完全陌生、十分原始的文化遗存，出土的遗物有圆石球、不规则扁方长体的磨棒、形制较大的石磨盘及厚胎夹炭红陶器等。因土丘的东北边传有“上山堰”，起名“上山”。这便是上山遗址的发现经过。

　　上山遗址出土器物与宁绍、杭嘉湖地区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大相径庭，内涵是什么呢？

　　带着这个谜，考古队对上山遗址的发掘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研究，并把上山遗址四片夹炭陶片送到北京进行年代测定。2003年2月初，北京大学传来令人震惊的测试结果：遗址挖掘出的文物年代距今已约9000年至11000年，比河姆渡文化还早3000年。

　　2004年，在二期发掘中发现打制石器，再一次使蒋乐平异常振奋。陶器、农业和磨制石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比磨制石器更为“原始质朴”的打制石器，“出生年代”是在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在上山遗址中出现了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的并存，让人隐约联想到新旧石器的过渡阶段。

　　2005年，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两处遗址位于浙江西南部山区向浙东平原地区过渡的丘陵、河谷地带，是一种新颖的地域文化。2006年11月5日，在浦江举行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正式将上山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命名为“上山文化”。

　　庙山、荷花山、湖西遗址……2007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了“浙中地区以上山文化为核心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以上山遗址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至今，在嵊州、龙游、金华、永康、武义等地发现上山文化遗址18处。分布在以金衢盆地为中心的钱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区的上山文化遗址群也成为迄今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

　　上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大期，上山、庙山、荷花山、湖西等遗址所获得的一系列碳-14测年数据支持了文化分期，进一步证实了“万年上山”不虚其名。

　　钱塘江地区，世界稻作农业重要起源地

　　“水稻是中国对人类的重要贡献。”赵志军这样认为。

　　农业起源和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一道构成考古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三大课题。水稻至今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尤其与东方诸多文明特征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

　　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在20世纪被发现，将国际学术界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目光聚焦到长江下游地区。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年代更早的遗址开始出现：湖南彭头山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江西仙人洞遗址……这些遗址均发现稻作遗存，年代甚至早到1.2万年前。

　　早期稻作遗存也是上山文化最为重要的发现。

　　上山遗址的早期文化地层，因为酸性土壤侵蚀，留存下来的炭化稻米数量有限，甚为珍贵，好在在出土的夹炭陶片表面，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稻壳印痕，胎土中也夹杂着大量的稻壳。最令人惊喜的是，在上山遗址群的中晚期文化地层里发现了丰富的炭化稻米。

　　植物考古通过对炭化颗粒、植硅体等的检测可以分析稻作农业活动的进展。赵志军团队参与了上山文化的植物浮选工作，据他介绍，属于上山文化时期的炭化稻米是目前通过系统的浮选法在层位清晰的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上山先民在采集自然生长的野生稻的同时已经开始有了耕种稻的行为”。

　　其间，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和省考古所郑云飞研究员也参与进来，对陶片取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显示，许多陶片中含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扇形硅酸体。对陶片中谷壳形状的观察结果显示，粒的长度比野生稻短，宽度则比野生稻大，是经过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

　　由于此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稻作遗存出现在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一带，因此传统观点认为那些地带是中国稻作的起源地。上山遗址的发掘不仅把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上溯了2000年，同时也证明钱塘江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

　　从狩猎到耕种，人类生存方式发生了大转变，定居由之成为可能，而此前安居一直是先民企望而不可得的。先民为什么选择了稻谷，又是如何找到这种不起眼的作物的？和许多植物的果实比起来，稻米真是微不足道，它的好处唯在晒干之后便于保存，而这正是安居的前提，否则，人们就还得在某些时候出去寻找野兽的踪迹。

　　目前，对炭化稻米的研究仍在进行。近期，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粟（小米）遗存，意义非凡，“可以说是目前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对研究粟的传播路线和传入长江以南地区的时间提供了实物证据。”赵志军说。

　　最早的初级村落，上山文化未来探索路漫漫

　　“最早的初级村落”是一个新提法，开启了“上山文化”和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一片新疆域。“‘初级村落’的提出，也与‘农业起源’、‘农耕’等问题更直接地捆绑在一起。”蒋乐平说，“中国南方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两个类型是‘洞穴类型’和‘旷野类型’，只有具备长期定居特征并形成聚落群的旷野遗址，才能称得上是‘村落’。上山文化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旷野遗址，最早的‘村落’当仁不让。”

　　上山文化的“初级村落”，由居址、墓葬、环壕等遗迹构成。

　　中国迄今发现的距今万年以上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以洞穴、山地遗址类型为主，而上山遗址位于浙中盆地，四周平坦开阔。这是人类早期定居生活的一种全新选择。遗址还发现了结构比较完整的木构建筑基址，反映了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定居生活发生、发展中的优势地位。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人类在距今1万年前后从‘洞穴’走向‘旷野’，在钱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区形成最具规模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聚落群，具备稻作文化特征的‘初级村落’在这里率先出现。”蒋乐平大胆地猜想着。在他看来，上山文化所在的钱塘江上游河谷盆地区是迄今发现的最值得关注的稻作农业起源地，这也是上山遗址和上山文化的最大价值和意义所在。

　　上山文化的考古工作，同时促进了这一地区的遗址保护工作。上山遗址上搭起了遮风挡雨的保护棚，四周种起了黄灿灿的稻谷，陈列馆里满目皆是珍贵文物，这是上山考古遗址公园的一景，每日在这片先民的土地上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小黄山、湖西、荷花山等遗址边也立起了或省级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上山遗址也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在18处遗址中，上山遗址和小黄山遗址已基本完成发掘，对上山文化孜孜以求的蒋乐平目前在义乌桥头遗址参与发掘，这处遗址也颇为特别，三面由环壕保存围起，一面面水，其中的环壕保存较完整，还发现了珍贵的彩陶。

　　但让蒋乐平念念不忘的还是位于永康市的湖西遗址，在一次试掘中，蒋乐平发现了它的潜在价值：遗址里出现了丰富的稻米遗存，还有大量可以鉴别稻的野生及驯化属性的小穗轴。“这些小穗轴包括野生型、中间型和栽培型，充分反映水稻栽培早期阶段反映在驯化变异上的变异特征”。遗址还发现了动物遗骨，都是非常珍贵的研究资料。

　　10年来，上山文化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外的目光从未离开。植物考古学家、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多伦多大学教授加里·克劳福德在参观了永康湖西遗址的考古成果后认为，钱塘江地区的上山文化遗址群具有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潜在价值。

　　1万年，在地质年代里不过是一刹那，江河改道，山川变貌，人类却已经历了子孙千代。那些考古出土的遗址像是祖先传下来的密码，我们通过考古学家的努力和种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一一猜出，但总还是留下未竟的谜底。

　　万年之前的上山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那么它的源头又在哪里，它又发展到哪里去了？跨湖桥文化是不是上山文化的延续呢？先民最初栽培的野生稻的资源从何而来？当时的上山人又是怎样烧饭煮菜的？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未来或许还会有更早的稻作农业遗存出现，这一个个的谜团或许将是一个永远没有止境的科学研究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