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板坑两市界碑

▲筋竹岭两市界碑

　　境同区

　　境同区是指台州、宁波、绍兴等地理环境同属于“海滨之民”的文化区。人类是在各自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和形成了五彩纷呈、风格迥异的区域文化，而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三个环境是影响一个区域文化生成的最主要因素。

　　自然地理环境是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的自然系统，并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构建了文化的地理环境。浙江的自然地理环境是“负山枕海”，因而明代人文地理学之祖王士性(浙江临海人)在其人文地理学名著《广志绎》中，将浙江划分为“泽国”、“山谷”、“海滨”三个文化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阻险，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王士性《广志绎》中的浙江三个文化区划分中，将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划分为同属一个“连山大海”文化区的滨海之民。这是王士性的慧眼独具。此为境同区。

　　山同脉

　　天台山自东晋起就与支脉四明山相提并论。东晋文学家孙绰《游天台山赋》云：“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济楢溪而直进，落五界而迅征。”唐李善注引孔灵符《会稽记》：“此山旧名五县之余地。五县：余姚、鄞、句章、剡、始宁。”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第四》指出：在中国，有27座全国一流名山最适合道教炼丹。其中就列了大小天台山，四望(明)山、括苍山、盖竹山等山的山名。唐代大诗人李白《天台晓望》诗：“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又《早望海霞边》诗：“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

　　明黄宗羲《四明山志》卷一《名胜》云：四明山因“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开户牖，以通日月之光，故号四明。司马子微(承祯)曰：‘第九四明山洞，名曰丹山赤水天，真人刁道林治之。’其初总名天台山。故孔灵符《会稽记》云：‘天台山旧居五县之余地。五县者，余姚、鄞、剡、(天)台、宁(海)也！’”清宋定业《四明山志序》云：“四明山初总属于天台！自晋谢遗尘启四明山九题之目，唐陆鲁望(龟蒙)、皮袭美(日休)，有依题倡和之诗……于是四明山遂与台荡鼎峙为东南名山之冠。”

　　《大清一统志》卷224载：“四明山，山由天台山发脉，向东北一百三十里，涌为二百八十峯。中有三十六峰，周围八百余里。绵亘府之奉化、慈溪、鄞县，绍兴之余姚、上虞、嵊县，台州之宁海诸境。上有方石。四面如窗，中通日月、星宿之光。故曰四明山。”

　　《浙江通志》卷一载：“四明山在鄞县西南百五十里，由天台山发脉，东北涌为二百八十峰，中三十六峰，周回八百余里。绵亘鄞、奉、慈三邑，及绍兴之余姚、上虞、嵊县，台之宁海诸境。上有石窗，四面玲珑，望之如牖，中通日月、星宿之光。故曰四明。”

　　上述历朝记载均指明四明山为天台山支脉。中国当代两大历史地理学家之一的浙江大学终身教授陈桥驿先生主编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天台山”条：“系仙霞岭向东北延伸的分支，西南——东北走向。南接大盘山与括苍山，西连四明山，向东北入海为舟山群岛。”可见天台山、四明山、舟山群岛实为山同脉。

　　人同根

　　据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发现，在海侵时期，浙东天台山、四明山最早的人类居住遗址之一，即是嵊州小黄山遗址，距今近九千多年。后随着海退，人类亦往河谷居住。一支向东迁徙，成为河姆渡文化遗址；一支向南迁徙，这就是仙居下汤文化遗址。

　　先秦时期，宁绍台均属百越民族中的于越(越王勾践改称大越)，战国后期，楚国败越，于越子裔向南撤退，逐步融入东瓯、闽越族群之中。秦汉以降，同属于会稽郡。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年)，从会稽郡析置临海郡。唐代又从越州析置明州，因四明山而得名。因而三地之民同属一个根——于越。

　　文同源

　　天台山文化是以宗教文化(佛教、道教)为主体，于隋唐达到鼎盛的名山文化；四明山文化则是以儒家文化(浙东学派)为主体的名人文化，尤以王阳明心学，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的浙东史学为代表。舟山群岛则以普陀山观音信仰为主体的佛教文化。在天台山、四明山、普陀山“三山文化”中，均以天台山文化为源头。王阳明汲取天台宗“无情有性”与道教南宗张伯端“性命双修”学说，创立了“致良知”的心学。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理论源于北宋天台县令郑至道的“四民皆本”论。普陀山的观音信仰与道场，更是源于佛教天台宗的法华信仰，观音道场更是日本天台宗高僧慧萼所创建。故三山文化均同源。

　　民同俗

　　天台山、四明山、普陀山三山地相邻、境向接，虽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古谚，但风俗地理学看，这亦是根据王士性的划分，三地又可再划分成“泽国”、“山谷”、“海滨”三个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文化区。宁波与绍兴的宁绍平原、台州的温黄平原为“泽国之民”；临海、天台、仙居、新昌嵊州、上虞、奉化、余姚山区为“山谷之民”；台州湾与三门湾、乐清湾的椒江、路桥、温岭、玉环，杭州湾的宁波、慈溪、镇海以及舟山群岛为“海滨之民。”

　　“泽国”、“山谷”、“海滨”三个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文化区，从而形成了“稻作”、“樵采”、“海作”三种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了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三民各自

　　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少；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俶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间阎与缙绅相安，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王士性认为：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一定的生产方式(即社会经济环境)；一定的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着一定的观念形态(包括社会制度环境)；而一定的观念形态，则是一定的区域文化生成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王士性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化生态理论，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提出的相似理论要早200多年。

　　据三地府县志记载，风俗基本上大同小异。但有一个台州、宁波、舟山三地共同的民俗；即每年的元宵节与中秋节与全国各地不同，而三地则高度相同。全国各地均以正月十五与八月十五为元宵节与中秋节。而三地均不约而同的以正月十四与八月十六为元宵节与中秋节。虽然有众多传说，但据考证，正月十四与八月十六为元宵节与中秋节的民俗，实际上是明末清初三地反清复明斗争思潮的体现。十四是思明，十六是复明。三地在明末清初掀起了如火如荼、风起云涌的反清复明斗争，大批仁人志士慷慨赴死，靖于国难。著名的有宁波钱肃乐、张煌言、黄宗羲、台州陈函辉、柯夏卿，舟山张名振(南京人，长期在舟山)等均是铁血抗清志士。深刻地反映了明末清初三地遗民“怀明国殇，勿忘华夏”的意蕴。

　　其民俗上主要表现为三月十九崇祯帝罹难日，被奉为“太阳日”。故台州宁波、舟山“俗重十六”之意蕴，亦得以佐证。宁波舟山亦有此俗。

　　《康熙台州府志》，不仅记载了台州的礼仪民俗，而且还非常难得记载了台州的岁时节日民俗。“中秋，玩月酌酒，俗以十六日为重。犹元宵之重十四也。”

　　《[光绪]鄞县志·卷二·风俗》载：“三月十九日，鄞俗以为太阳生日，各寺庙设醮诵经。新增。案《玉芝堂谈荟》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时宪书》亦同，独吾乡在三月十九日。”

　　《[民国]定海县志》第五册《方俗志》载：“三月十九日，各寺庙设醮诵经。相传为明朝国难日，讳之曰太阳生日。俗传《太阳经》：太阳明明朱光佛，三月十九午时生，家家户户点红灯等语。朱即明之国姓也。

　　中国古俗即有太阳神信仰，又称太阳菩萨。因朱元璋初起事时，曾加入明教(白莲教)，日月为明，故国号“大明”。清初因明崇祯帝罹难，为避免清廷追究，故俗称太阳菩萨，朱天菩萨。由此可知，太阳日在清代为追思崇祯帝罹难之纪念日，遗民为避清廷追究，即以信奉太阳神为名，实则以寄托思明之哀思。据此，台州、宁波、舟山等地元宵节与中秋节“俗重十四与十六”，亦与“怀明国殇，勿忘华夏”同此理也。故三地元宵节中秋节同俗，充分体现了三地人民的爱国精神！

　　作者手记

　　编辑《天台山广志》缘起

　　正因为天台山、四明山、普陀山三山文化同根同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但历代编纂山志者，大多从行政区划着眼，编纂境内山域的山志。以天台山志为例，从唐代天台宗高僧神邕的《天台图经》、元代无名氏之《天台山志》、明传灯《天台山方外志》等仅志天台县内诸山。清代康熙年间的台州知府张联元深谙“县可界而山不可界”之理，遂取东门宁海、西门新昌、南门仙居、北门嵊县等山，编成《天台山全志》。其实全志亦并不全。天台山脉包括四明山，入海余脉则为舟山群岛。《天台山全志》并未编纂入内。

　　吾探究天台山文化时间长达三十余年，苦于《天台山志》编纂之不全，搜集视野之不广，为供当今研究广天台山文化之需，吾今将《天台山全志》、宋剡人高似孙之《剡录》、明黄宗羲之《四明山志》、清许琰之《普陀山志》四书合成一编，名为《天台山广志》。为后人研究广天台山文化做点史料基础工作。若能为后人研究广天台山文化发挥点“奠基石”作用，吾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