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24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祝梅　通讯员　林绳权)消除贫困，一直是全球性的紧迫议题。由于环境、文化等因素，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相对贫困，更是扶贫工作中的难点和重点。2015年，浙江成为全国首个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省份。在苍南富源这个畲族村，又发生了一个怎样的脱贫故事呢?

　　浙江最南端，天茫水清的苍南，离县城百来公里，有个富源村，近半人口是畲族。富源村如今还不算富:作为岱岭畲族乡的省级扶贫重点村之一，2013年，全村350户村民，低收入农户就占到157户。到2015年，全村低收入农户人均年收入8550元。

　　这是一个扶贫“正在进行时”的故事。原先，富源村不叫这个名，2001年，朗腰、南山、斗湾、龙凤4个行政村合并，才有了如今的富源村。“取名‘富源’，是希望村里能够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路。”村委会主任陈书宝说:“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富源村正在进行的探索，暗含着浙江扶贫经验中最普适的因子:千方百计增强低收入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

　　下山

　　迈出脱贫第一步

　　富源村146号，三层楼，外加一间阁楼。51岁的钟光纯坐在自家敞亮的厨房里，脚下是白净的地砖，墙壁刷得雪白，也贴上了瓷砖。

　　6年前，新房刚结顶，一家四口就迫不及待搬下山来。“山上的屋子，一天也不想住了。”钟光纯说，在山上，全家人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茅草屋里，阴暗潮湿，衣柜里的衣服都要发霉。

　　背靠笔架山，富源村人山上的日子却不像风景那么美好。山里的村民靠山谋生，不仅模式单一，山高路远，也成了村民致富的障碍。

　　在山上时，钟光纯和妻子常常要将晒干的番薯干、山上割下来的草挑去市场上卖。从家里到马站镇的集市，走路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全家的收入都指着薄薄1亩多的田地，然而，“每斤番薯只能卖到1块多钱。”钟光纯的妻子袁晓琴回忆。

　　转折发生在2002年，村里分批进行下山搬迁。新家园就建在山脚下，村里为村民统一打好了地基，按人头提供每人5600元的政策补贴，村民再自筹一部分资金建房。2008年，钟光纯离家前往新疆打工，一年多时间他省吃俭用攒下5万多元，回乡第二年就盖起新房。2012年，富源村成立扶贫资金互助会，借款主要用于解决村里农户生产资金的筹措难题，至今已借出220余笔。这些年，富源村的村民陆续下山，已搬迁129户。

　　“今年，我们村最后42户的搬迁也开始了。”陈书宝介绍，搬下山只是第一步。在去年全面“消除4600”的基础上，温州市今年正加强对低收入农户的动态管理，逐村甄别出重点帮扶对象。针对这部分人，当地正通过农业企业和扶贫资金互助会进行试点，运用财政资金折股量化等创新手段，增加他们的转移性收入。

　　对“大山上的居民”来说，下山搬迁，既能改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也能就近享有医疗、教育等优质资源，增加就业机会。浙江各级政府都出台相应的补助政策帮助有条件、有意愿的村民下山，在基础设施等配套政策方面给予重点支持。钟光纯的大儿子，读到初中家里就供不下去了。但现在，钟家坚持让小儿子好好读书。“不能再让小儿子也辍学了。”钟光纯说。

　　两年前，钟光纯家三层半的新居装修好了第二层，但再往上还是红砖裸墙。钟光纯说，和村里好些人家比，自己家是落后的，但和过去比，觉得对现在很满意，“以后的日子还会好起来。”

　　增收

　　新产业“造血”扶贫

　　中秋前后，笔架山上，308亩特早熟蜜柑就可以采收了。李发勇是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专家，2007年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下派到岱岭畲族乡，一扎根就已第10年。

　　对原欠发达地区来说，科技特派员的作用是“授人以渔”，通过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激发当地发展活力。选择特早熟蜜柑，就是李先勇的主意。“有好几重考虑因素。早熟品种具备市场优势，管理方式也相对粗放，村民比较容易上手。”他解释道，苍南是台风重灾区，发展农业，必须考虑自然风险。相较其他品种，橘子树根系发达，对风雨的抵御能力强，富源村所处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也让特早熟蜜柑的口感更甘甜。

　　这片蜜柑林，恰好填补了富源村村民搬下山来的产业空缺。随着搬迁工作的推进，不少村民拆除了山上的旧房，复垦宅基地，村里可开发利用的土地不断腾出。“现在，我们的种植面积已经有1008亩，包括了265户村民的土地。”李发勇说。

　　最初，富源村采用“基地+农户”的模式，成立专业合作社，农户以土地入股，对收益进行分红。但是有村民担心收成风险，现在，村集体暂时按照每年每亩地500元的租金回馈农户。“先确保村民的收益，投资收回后，剩余部分将用来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更多致富产业。”陈书宝介绍，目前，村集体累计投入260多万元，整个蜜柑林已扩展到第三期，去年总收入42万元。

　　在富源村村两委的大院里，一幢二层小楼办起了富源来料加工厂。“村里免费提供这个场地，我也把工资开得高一些，尽量让村民多赚一点。”工厂负责人兰加斌告诉记者，工人都是闲在家里的村民。去年，厂里支付的劳务工资就有70多万元，工人人均年收入达到1.8万多元。

　　来料加工这种“家门口就业”形式，是这些年来浙江异地搬迁政策的“标配”，广泛动员了闲置劳动力的增收力量。兰加斌这个点，9年来专注生产无纺布袋，在村里培养了一批技艺纯熟的工人。“最近每个月少说也有15万只的订单，都来自美国。”兰加斌说。

　　生态

　　再造一个活力畲乡

　　在富源村新开辟的畲族风情文化园里，23岁的蓝琴琴担任了苍南畲族博物馆的讲解员。富源村将相关扶持资金投入到博物馆的建设中，馆内的老物件、旧照片，大部分都是从乡里搜集来的。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村民发现，从蜜柑产业、水果采摘到未来的民宿经济、四季花景，当年山高路远的笔架山早已不再是勉强糊口的“老家”，而是催生出更多生态红利，融入到富源村的未来图景里。

　　“‘旅游+’，是富源村乃至整个乡今后的发展方向。”岱岭畲族乡乡长兰成子告诉记者，乡里没有工业，生态是最大的优势，结合畲族文化特色，下一步，这个民族乡将推进全域旅游。

　　今年4月，富源村承办了全省第三届畲族风情旅游文化节。“我们近期将完成100多亩土地的流转，规划四季花海景观。”兰成子说，乡里正与富源村外出创业的温商接触，准备时机成熟时，利用闲置民房发展畲族风情民宿。

　　隔一条马路，两边的富源村的房子有着统一的外立面，白色墙壁绘上了畲族独有彩带文字装饰，还有各式展现畲族文化习俗的壁画。“这些都是村里统一规划设计的。”陈书宝指着马路对面一座老房子，“这座老房子是特意保留的，也是畲族文化的见证。”

　　李发勇也在谋划富源村农业的未来。他告诉记者，随着蜜柑林面积的扩大，今年的总产量将达到40多万斤，他正与电商平台进行接洽，要带着蜜柑“触网”。去年蜜柑林的42万元收入中，采摘游的收入就占到30万元。

　　从博物馆的天台上向外望，远处的笔架山和富源村融为一体，俨然一张生态山水图。从“搬得下”到“稳得住”，再到“富得起”，这一步步，是富源村致富路上的坚实脚印。

　　村民喜摘丰收果。(资料照片)

　　浙江农村扶贫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扶贫开发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走出了一条富有浙江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浙江成为全国省区农民收入最高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区域发展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36.1%

　　贫困县扶贫攻坚阶段

　　(1994年～1999年)

　　以消除贫困县绝对贫困为目标，在文成、泰顺、永嘉、云和、景宁、青田、磐安、武义8个贫困县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于1996年起实行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开始消除农村绝对贫困。

　　贫困乡镇扶贫攻坚阶段

　　(2000年～2002年)

　　以消除贫困乡镇绝对贫困为目标，在101个贫困乡镇(1999年农民人均收入1500元以下的乡镇)实施“百乡扶贫攻坚计划”。

　　低收入农户奔小康阶段

　　(2008年～2012年)

　　到2012年底，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下降到2.35∶1;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低收入农户人均收入之比下降到2.32∶1。

　　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阶段

　　(2013年~2017年)

　　以全省农村人口2万人以上的县(市、区)为范围，以2010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低于4600元(相当于2012年5500元)的低收入农户(134万户、318万人)和低收入农户比重较高或数量较多的扶贫重点村为对象，实施“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

　　资料来源:浙江省农办　浙报制图:戚建卫

　　到1997年，8个贫困县提前3年完成脱贫目标，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县的省份。

　　到2002年，贫困乡镇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922元，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贫困乡镇的省份。

　　2012年，新确立4600元的省级扶贫标准，比国家标准2300元高出一倍。

　　2016年上半年，全省完成农民异地搬迁2.6万人，实现有效投资18亿元，全省农家乐旅游村总数达到916个，从业人员13.8万人(其中低收入从业人员3.2万人);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5879元，同比增长16.5%，超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8.3个百分点。

　　2015年初，淳安等26个欠发达县一次性“摘帽”。

　　2015年年底，全省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绝对贫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