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28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刘乐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腾飞是一个振奋人心的精彩故事。这个故事的某一篇章，正是从浙江开始的。

　　浙江是我国率先实行市场化取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30多年前，浙江率先启动市场化改革，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第一个专业市场、第一个股份合作社。而今，鲁冠球、徐冠巨、宗庆后、马云……几百万浙商，已成为挺立中国改革潮头的风云人物。

　　如今，经济新常态下，曾经依靠体制机制改革在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占得先发优势的浙江，又一次站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风口。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浙江再出发。

　　体制改革占先机

　　阿里巴巴为什么诞生在杭州？马云曾说，是浙江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和创业的风气造就了自己。

　　的确，阿里巴巴幸运地诞生成长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浙江。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浙江各级党委、政府较早意识到，凡是该由企业做的、市场办的，政府绝不越位代劳。

　　许多老一辈浙商都记得这条新闻：1980年8月，临海双港金属薄膜厂干部群众投资入股解决资金困难。当时，《浙江日报》以《双港区委正副书记带头投资办厂》为题作了报道。

　　这是一次所有制的重大改革创新。回望历史，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类似这样的创举，还有很多。

　　早在其他地方限制甚至禁止兴办私营企业之时，浙江许多地方就已降低准入门槛,城乡居民均可申请创办企业。如温州在家庭工业蓬勃发展初期，便采取让其自由发展的态度。义乌等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的政策，为自由经商和自由创业创造了空间，从而掀起了滚滚商潮。

　　对于民间的经济创新活动，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先放开后引导、先搞活后规范、先发展后提高”，有效促进了市场主体成长和市场机制发育。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年以来，浙江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率先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区域市场经济体制。放手发动、放胆发展、放水养鱼、放宽政策，“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乡办、村办、联办、户办四个轮子一起转”，大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积极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大力推进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在全国较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体制机制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先人一拍、快人一步，使浙江赢得了发展先机、充满了发展活力。

　　市场导向增活力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先行一步的浙江经济率先进入新常态，面临新挑战：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市场发育滞后，资源使用粗放；金融体制固化，对实体经济多样化的融资支持不足……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如何体现？归根到底，是对政府与市场的地位与作用进行科学界定。

　　从2013年底开始，浙江全面梳理省级部门行政权力，历经清权、减权、制权3个环节，最终保留4236项列入权力清单，精简幅度超过六成。2014年，除权力清单外，责任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也先后制定出来。

　　至今已运行两年多的浙江政务服务网，是浙江深化政府自身改革的重要载体。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记录权力运行轨迹、公开权力运行流程、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同时，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运行系统也正在加紧建设，推进行政审批等权力运行流程再造。

　　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出口带动、要素推动的旧模式，资源环境不允许，要素成本不允许，群众也不满意。如何破解供给约束？浙江率先开始探索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按照“亩产论英雄”的理念，推行要素差别化定价和企业分类指导制度，促进资源要素节约集约利用。

　　在海宁市，工业企业按照“亩产效益”被分为A、B、C三类，实行差别化地价、电价、水价等，让有限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目前，全省80%的县（市、区）建立企业分类综合评价制度，加快探索土地、能源、环境等要素差别化定价，致力于把各种资源集中到具有优势的行业，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但不少中小企业长期以来流动资本主要依靠民间信贷。破解融资难、融资贵，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浙江开展民资发起设立金融机构改革，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成为全国首批试点民营银行。

　　在农村，通过改革赋权激发农民积极性，将权利量化到人（户），并探索“权随人走”“带权进城”，在保障农民权益基础上，推进“人的城镇化”。

　　改革开放相促进

　　利用两种资源、开发两个市场，实现要素全球化配置，开放是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另一条路径。

　　浙江经济与世界经济水乳交融，浙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是当今浙江开放发展的真实写照。浙江人意识到，越开放越改革，越改革越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浙江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面也快走一步。

　　浙江紧紧抓住中国加入WTO的机遇，迅速成为外贸出口大省。浙江外贸不但拉动了本省经济发展，而且成为带动周边内陆省份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从产品出口到资本出海，从海外设厂到建设工业园区，浙商紧跟国家战略，浙江开放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这就更需要全方位推进改革，尤其是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浙江体制机制加快创新。中欧班列实现双向常态化运行，打通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通往欧洲的第一条国际铁路联运物流大通道。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和国际邮件交换站获批设立。上海自贸区部分政策在浙江复制推广。落实中央赋予浙江的6项改革任务，《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总体方案》获批。

　　宁波舟山港加快实质性一体化，设立省海港委，组建省海港集团和宁波舟山港集团，浙江沿海港口一体化发展实质性启动。舟山港综合保税区本岛分区封关运行，港口岸线、海域使用权实施统一收储，建成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外贸体制改革也在扎实推进。浙江创新开展“一般出口”“直购进口”“网购保税进口”等跨境业务，简化企业境外投资项目核准，修订境外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管理办法，对外投资和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