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和合调查的三大“法宝”

　　1961年1月的一天，年关将近，嘉善县和合生产队来了位特殊的客人。他猫腰钻进贫农王老五家的草棚，揭开锅盖，细细察看里面正在煮着的羊头草、胡萝卜等。从食堂打回的薄粥已烧成了糊糊状。

　　听说来的客人是中央的大领导，王老五很惶恐：不知道该说点啥？万一说了真话，领导不开心怎么办？

　　可是这位客人很随和，三五句话一聊，就让王老五卸下“盔甲”，就像竹筒倒豆子般，掏出了真心话。从身上穿的、锅里吃的到田里收成、过年打算，从新中国成立前一直问到1960年，既谈情况，又算账对比，在王老五家一坐就是三个多小时。

　　来者正是田家英。此后，他撰写了4万多字的《魏塘人民公社和合生产队调查》，王老五一家就是报告中6户典型之首，记载达2800多字。

　　正是这次调查研究，直面了肆虐农村的“五风”问题。当时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从这次调研中又能看到什么？再翻开珍藏在嘉善县档案馆内的田家英调查笔记，我们一探究竟。

　　田家英和合调查使用的笔记本

　　一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以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命令风以及干部特殊风为主的“五风”问题在全国农村泛滥。

　　虚报产量是干部浮夸中危害最大的一项。1960年，在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各地还在攀比虚报。如和合生产队，当年的亩产稻谷指标定到1471斤，争取指标定到了2416斤。而实际亩产量只有291斤，甚至比1959年还减产三分之一。

　　农民缴不出粮食只能把口粮抵上。于是，种粮之人无粮吃，出现了文章开头农民没米下锅的一幕。素称“鱼米之乡”的嘉善，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也有饿、病、逃、荒、死的现象。

　　为了掌握真相，找出度荒办法，毛主席派田家英带领一个调查组赴浙江农村，选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其中要调查的“最坏的生产队”，就是当时的嘉善县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

　　田家英和合调查展室

　　1960年前后的3年里，和合生产队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猪、牛、羊大批死亡，农具大量损坏，土地肥力下降，劳动者体质变弱，放眼看去是“人瘦、牛瘦、田瘦、船漏”的“三瘦一漏”。“一年做到头、空空两只手”，社员一年平均收入不到18元。

　　譬如开头提到的和合生产队四小队副队长王老五家，全家七口人，家里只有一间12平方米的草棚，所有家当共计：一张竹垫床、一张地铺、三条棉被、一张桌子、几条板凳和一只行灶。

　　“不能怨天尤人，也不是什么民主革命不彻底，病根子是由上刮下来的‘五风’。”田家英一语道破了当时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基层同志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只是闷在了心里。田家英却说出了他们不敢说的真话。

　　二

　　调查研究最重要的是“求是”，最难的也是坚持“求是”。60多年过去了，和合调查时至今日仍然备受推崇。人们钦佩的，正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田家英仍能坚持摸实情、讲真话的大勇气、真担当。

　　求是碑

　　田家英的和合调查，始终坚守了三大原则。

　　第一个原则：直插一线摸实情。

　　田家英反复告诫组员，不能飘着，要落地，只有群众才了解真实情况。当时陪同的公社干部看到调查组任务太密集了，就劝说“田主任”看几个就行，全公社情况都差不多。没想到田家英一脸严肃：“我们要的材料，必须自己看到、听到，决不能有半点道听途说的假东西，不然中央知道的事情就不真实了。”

　　晚上，调查组点一盏煤油灯，讨论白天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有时甚至连灯也没有，就在漆黑的教室里激烈讨论。环境如此艰苦，调查工作却是有声有色。干部社员都愿将自己的肺腑之言向调查组倾诉。

　　第二个原则：抓住典型剖麻雀。

　　如何抓住问题？首先得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症结在哪里，而这就需要练好调查研究的基本功。调查组刚进村时，找人就像捉迷藏。过去数年的历史包袱，不仅让基层干部缄口，也让村民不敢多说。为了找到真问题，调查组就分开阶层办座谈，还像开头一样钻草棚入户走访，抓取第一手资料。

　　比如在后来递交中央的报告中，王老五这样的农民家庭，田家英在和合生产队选了6户，最后成了中央决策时重要的样本。

　　第三个原则：敢说真话不附和。

　　深入群众是倾听意见的通行证，敢说真话就是查找问题、解决问题的“敲门砖”。以公社食堂问题为例，当时的大环境，支持发展公社食堂的声音是绝对主流。此前组织上还下发了规定，明文支持食堂的发展。如有反对，稍有不慎可能会“引火烧身”。

　　但田家英心中雪亮。调查中，许多农户都向他表达了对公社食堂的意见，“上面吹牛皮，社员饿肚皮。”他走了好几个地方，心情沉重：“社员生活真艰难啊！”同行的同志担心反映问题冒风险，但他果断决定如实向中央汇报，破除了上上下下一片缄默的情况。

　　田家英和合调查展室

　　三

　　“浙江宣传”的《总书记为何老惦记这个事》一文，讲到“调查研究”染上了“假”“秀”“虚”“傀”“空”五症。归根结底，调查研究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不能推动工作促进发展，就没有开展的价值。

　　田家英和合调查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俯下身子真抓实干、真见成效。

　　1961年2月6日，在杭州刘庄，田家英向毛主席如实汇报了浙江调查组的工作。毛主席当即就纠正“五风”问题、退赔问题、生产队规模和体制问题、自留地问题、食堂问题、干部问题作了7条指示。

　　遵照毛主席指示，和合生产队从2月17日起，开展了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为中心的整社工作。接着，田家英调查组在和合生产队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草案）的试点。

　　经过两年努力，至1963年，和合生产队就出现农业全面复苏，社员生活改善的好局面。

　　正如一同参与调研的逄先知记叙的那样：“ 1965年12月，田家英和我又一次去和合生产队，旧地重访，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充满心田。今日杭嘉湖农村，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同1961年那衰败破落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和合新区

　　《习近平浙江足迹》记载，2002年12月26日，浙江省委办公厅收到一份材料——曾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薛驹撰写的《一次非同寻常的调研——关于1961年农村调查研究的情况》。当年，陪同田家英调查的正是薛驹，时任省委副秘书长。他在这份材料里写到，1961年至1962年的农村调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2003年1月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阅批返回：薛驹同志的文章很有意义，建议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结合部署调研课题，专题学习一次调查研究问题，届时可参考薛驹同志这篇文章，加深体会。

　　2003年2月25日，“之江新语”在《浙江日报》开篇，讲的就是调查研究，要求“全省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工夫。”

　　磨刀不误砍柴工，做好工作的前提，就是充分、真实的调查研究。

　　今天，重温田家英和合调查，我们看到的正是深、实、细、准、效的工作作风，更感受到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纯粹品质。只有心中装着群众，事事为人民打算，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

　　【档案资料】

　　嘉善档案馆馆藏田家英在和合调查时的工作笔记本，长15.5厘米，宽11厘米，共计190页，由田家英后人提供原本复制而成。笔记本封面印有奔马图案及“跃进”字样，扉页为毛主席所言：“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笔记内容均由钢笔书写，其中有多处红墨划线，记录时间为1961年1月21日至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