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白居易的忧民之心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诗里的江南是人间天堂；“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诗里的江南也仿佛人间地狱。

　　同一位诗人笔下的江南，为何有着天壤之别？答案就藏在他的诗文中。白居易将忧民之心加载在诗文中，以讽喻诗独树一帜。其许多诗文中，皆饱含着忧国忧民之意味，比如，“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比如，“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今天，我们“穿越”回白居易和他所生活的唐朝，在字字句句中感受诗人那颗赤忱的忧民之心。

　　一

　　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希望自己的孩子乐天知命，无忧无虑，故而取字“乐天”。但实际上，白居易多数时候不“乐”反忧。

　　白居易的一生，留下了3000多首诗。他写童年、写友情、写青春、写大好河山，但他更写悲欢离合、兴亡盛衰，不吝笔墨歌咏平民百姓、劳苦大众。熟读白居易诗歌的人会发现，被称为“诗魔”的他和常人一样，有着相似的苦辣和酸甜、磨难与煎熬。

　　每次读《观刈麦》《卖炭翁》《杜陵叟》《秦中吟》等诗作，每一首都如同一次场景再现。在市井街巷、田间地头，顶着暴晒的烈日又或者站在泥泞的土地上，在诗文中，白居易就这样立体了起来。

　　在京为官，本该是人生得意须尽欢，但他却不。长安寒冬之时，他在街头细细询问一位卖炭老人的收支，把作恶的宫使写到诗中令其遗臭万年，用“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感叹劳苦百姓的辛酸；

　　离京任职，宦海浮沉，他目睹天灾人祸下的生灵涂炭，震惊于洞庭湖洪水“浩大吞七泽”，更嗟叹水灾让“农人土地窄”，反思治水得失；

　　垂暮之年，他裹上新做的绫袄，早晨晒太阳，晚上踏雪步行，看似“躺平”的养老生活，却是“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对于百姓吃穿温饱那些事，白居易体贴入微。杜陵叟的忧愁“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桑农“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无奈……嘘寒问暖比坐而论道更实在，白居易的关注点从不离开吃、穿、收成、赋税这样的民生小事。

　　对于普罗大众，他全心全意投入真情实感。江州司马，泪湿青衫，同是天涯。其实，让白居易深深共鸣的天涯沦落人又何止浔阳江上的琵琶歌女，也不限于新丰县的独臂老人、上阳宫的白发宫女，更在天下苍生、万千百姓。

　　二

　　生活不是剧本，不是只沉沦在诗文中悲天悯人就可以成为戏中人。实际上，白居易是个不折不扣的行动者，试图以自己的点滴努力去改变骨感的现实。

　　他并不沉湎于自怜自叹中，更建言献策为民请命。

　　我们回到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这一年，也是历史上罕见的旱灾之年。远方旱情消息一条条传入京城，其中以江南大旱、衢州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痛场景最是令他绝望。白居易的父亲曾担任衢州别驾，他17岁起随父在衢州生活了3年。眼见着自己无比熟悉的地方遭受严重灾情，他忧虑重重。

　　于是，他拿起笔，凝聚忧民和悲悯的力量，迸发出一声哀鸣，“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提笔的一刹那，也应了他写给知音唐衢的那句诗，“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这一年，白居易37岁，正出任左拾遗一职，承担起向皇帝谏诤的工作。他上书皇帝，乞求豁免赋税，体恤农民。有文字记载：元和三年冬到元和四年春，天大旱无雨，宪宗因此欲降德音，白居易与大臣李绛上书建议“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掠卖”，以期获得上天宽恕降雨。

　　刚登基不久的唐宪宗李纯正值壮年，尚有抱负，一一采纳，甚至还下了罪己诏。

　　他并不是纸上谈兵，更试图为百姓解决实实在在的难题。

　　51岁时，白居易改任杭州刺史。此时此刻的他，心中已明了，大唐山河日下，百姓日子越来越煎熬。自离开长安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有必要再为百姓做点什么、改变点什么了。在地方为官，也让白居易有了实操的机会。

　　白居易在杭州当了3年刺史，疏浚六井保百姓饮水，修堤蓄水灌溉良田，解决水患西湖，才得来了“春来江水绿如蓝”。

　　“余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他研究透了西湖、运河和灌溉的联动关系，约定了灌溉放水制度，制定了抗旱放水的流程，留下了紧急情况的应对方案，明确了问责制度，以相对科学的方式解决旱情。

　　那篇《钱塘湖石记》，就是白居易留在西湖边的“西湖治水攻略”，既痛斥了朝廷的黑暗和官府的自私，也记录了他的良苦用心。

　　三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兴亡之间，白居易将庙堂和江湖，连同那颗忧民之心，浓缩在了诗文之中。白居易之忧，从何而来？

　　我们先从时代背景中找答案。白居易生活在一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年代，彼时大唐帝国的辉煌已成过去。此时正处中唐，安史之乱虽已平息，大唐王朝看似企稳的政局危机四伏。

　　在这样的时代中，白居易75年的人生亦不免曲折复杂。他出生书香门第，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历经战乱、贬官、外放，还亲历了宰相当街被暗杀、血流成河的甘露之变、加剧唐朝灭亡的牛李党争等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也遭受了中年失女、白发丧子的打击，一生五个孩子，只活下来一个。

　　生离死别，刺激着诗人多愁善感的神经；世态炎凉，带给他丰富的人生阅历；礼崩乐坏，触发他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再加上古代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凝聚成白居易忧国忧民的情怀。

　　忧民之心，伴随了白居易一生。哪怕在江州4年的人生低谷，仕途失意的白居易逐渐谦退自保，但洪水来袭，“闾阎半飘荡，城堞多倾坠”，他又变成那个忧心忡忡的白居易。

　　直到去世前两年，白居易出资开通龙门的险滩便于行舟后，还留下诗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心长在”，长在的是一颗忧民之心。

　　而斑斓绮丽的大唐诗坛，似乎又在冥冥之中选中了他。在王维辞世后的第十一年，李白离世的第十年，杜甫故去的第二年，白居易出生，唐诗的下一棒交到了他的手中。

　　以诗歌反映民之疾苦、表达忧民情感，白居易不仅成为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也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不能忽视的灵魂和精神。我们所熟知的那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正是他对肩上那沉沉的历史使命感的凝结。

　　这颗忧民之心，让他念念不忘江南的风景与人。他回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也不回避“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江南，前者念的是故地故景，后者忧心旱灾中的黎民百姓，都是他心中的同一个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