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流淌”的吴越文化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把对杭州的不舍大半都给了西湖，深觉湖光山色令人牵绊。然而，与这一湖盈盈碧水不同，东面钱王祠里的钱镠铜像，却是披甲握弓、怒目圆睁，肃穆之气与人文西湖形成反差。

　　这一反差，像极了西湖的前世和今生。谁能想到，曾经的西湖，不仅淤泥沉积、内涝严重，而且时有海水倒灌，“水漫金山”更是家常便饭。

　　提起西湖治理，人们大都对唐宋两位杭州“老市长”白居易、苏东坡赞不绝口，却很少有人将目光投向五代十国之际，被两浙百姓称为“海龙王”的钱镠。事实上，钱镠对江南水文化，有着特别的意义。

　　这位以武封侯的吴越国王，为何对治水情有独钟？他又是如何将水——这一吉凶兼备的万物之源引向利民为本的轨道，从而熔铸了吴越文化诗意灵动、开拓进取的基因？

　　一

　　从一个贩夫走卒一路“升级”，钱镠创建吴越国并福泽千年的故事堪称传奇。

　　公元907年，钱镠就被梁朝（后梁）册封为吴越王。这位因赫赫战功成名的将军，没有像同一时期割据为王的诸侯首领一样，或大举兴兵逐鹿中原，或在自己的领地极享荣华。他悄然开启了看上去与其身份并不相称的宏大蓝图——“驯服”钱江潮、疏浚西湖、兴水利民。

　　钱镠将治水作为保境安民思想的起点与核心，并非凭空而起。

　　因为张志和、颜真卿、陆羽等文化大咖的缘故，世人多记住了“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意苕溪，却不知更早之前的苕溪水患频发。自幼饮着苕溪支流锦溪水长大的钱镠深知，水安才能民安。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的行程轨迹多次与大禹从舍舟登岸的“禹杭”（今余杭）前往会稽山大会天下诸侯的行迹高度重合。《越绝书》记载，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家”正在长乐。公元896年，钱镠平定董昌之乱，改长乐为安昌。

　　他们在对水的解读与治理中，成为了“知音”。静水流深，他们也都看到，在摇曳多姿的水波下，深层次涌动的是民为邦本的基调和因子。

　　特别是钱镠确立了在吴越的地位后，面对的却是“江挟海潮，为杭人患，其来已久”的巨大挑战，钱镠将何以告慰苍天、安抚民心？

　　二

　　有研究认为，事实上，在此前较长的历史中，“如何应对钱塘潮的挑战”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官方重视，而一些民众自发开展的与海争地的努力，看似悲壮，实则无奈。

　　在今天看来，面对与行军征战迥然而异的全新课题，钱镠的治水工程不仅是无畏的创新之举，更是系统的科学决策。

　　一方面，他以“钱王射潮”的宏大盛典，向“潮神”宣战，为民众壮胆；另一方面，他带领将士发动民众，“按神禹之古迹，考前人之治堤，其水仍导入海”。

　　当时的具体做法是，用竹笼装载巨石，再用巨大的木材使其就地定位，从六和塔一直到艮山门，筑起了一道长达30余万丈的捍海石塘。这与普通的实心土坝大不相同，是潮水与海水都可以穿过的缓冲带。捍海塘的成功修筑，也使历史上逞凶作恶的祸根海潮，成为流淌有度的利民之水。

　　为确保大潮不漫入杭州城，钱镠还“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至此，此前的浩荡汪洋成了沃壤平原。

　　而极易沉积淤泥的西湖，此时也已病入膏肓，不仅水质恶化、湖面萎缩，而且杂草丛生，一派残败气象。钱镠及其后继者，不仅对西湖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疏浚，还以系统集成的思维，联通了西湖与运河之间的水文脉络。

　　此外，钱镠还疏浚并治理了太湖、鉴湖、东钱湖等，并在嘉兴、桐乡、吴兴等地设立了塘浦圩田系统，兴修了堤坝闸道等水利设施，为江南这一鱼米之乡的繁荣发展铺就了宁静祥和的水网样板。

　　三

　　水在中国人心中，似乎蕴藏着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情感。千百年来，人们和水患作斗争的同时又崇尚着水，“天一生水”“上善若水”“智者乐水”等都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水的智慧。

　　“上善若水”的另一种说法是“上善治水”。钱镠带领吴越人民以治水为先导，为杭州钱塘富甲东南描下了一笔、奠定下基础，以流动的水为媒介，也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此后流淌千年的吴越文化。

　　“流淌”的吴越文化，其独有的特质，就是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深度融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基因。

　　无论是疏浚、牵引，还是围堵、分流，都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一“流淌”之特性发挥到了极致，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同时修筑圩田，更是以万夫之力，开创了“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的蓝图，铸就了吴越文化绵延千年的风骨。

　　“流淌”的吴越文化，又造就了天人合一、相得益彰的自然文化景观。

　　随着水的孕育，西湖、太湖、鉴湖……那些镶嵌在江南大地的璀璨明珠，因袭了吴越的文化基因，呈现出各自绚丽多彩的自然风流和浑成敦厚的文化景观。

　　除了湖，还有各色水乡小镇，如乌镇、西塘等，小桥流水、烟雨江南、水墨锦绣，让人痴绝千年。这些地方更是文人墨客的心头好，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等都留下了绝美佳作。水、人、文和谐相融，水润万泽，文以载道，风华自成。

　　而“流淌”的吴越文化的终极目标，在于以民为本、民生至上。

　　这从钱镠早期对西湖命运的抉择来看，就已十分明显。公元912年，终于可以缓口气的钱镠，准备在杭州城内修建王府。此时，恰有方士登门献策：“若改旧为新，有国祚及百年；如填筑西湖以建王府……垂祚当十倍于此。”

　　意思是说，西湖不仅有名气，有灵气，还有王气。若把西湖填了，建造王府，钱家王位就可从百年延续至千年。

　　但钱镠认为：杭州“百姓以西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无民即无君”。他不仅没有填埋西湖，反而花大力气治理西湖，赢得后人“留得西湖翠浪翻”的赞扬，西湖自此成为百姓之湖。

　　在忙着争权夺利、打打杀杀的五代社会，钱镠带着吴越国却在“兴水利搞生产”，这绝对是特例中的特例。可以说，历史上如果没有钱镠对江河湖海的系统治理，就没有今天江南地区如诗如画的水漾年华。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行走在江南水乡的风景里，听着钱镠治水的故事，是否会被涵养其间的“流淌”的吴越文化深深打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