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中国年里的多彩鲁迅

　　甲辰龙年临近，江南好多乡镇村落的大小晒场上码起一排排年糕、麻糍，农户家屋前院内挂着腊味，各大老字号年货店外，新老顾客在春寒料峭中裹着厚外套排起了长队，久违的热闹年味又浓起来了。

　　中国人是爱过年的，鲁迅先生也不例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年旅居北平的鲁迅，年夜饭餐桌上摆的总是火腿、黄酒、糖藕这一类地道绍兴菜色，有时还托友人回浙江“代购”酱鸭和糕点，充作追念江南年味的“分岁”佳肴。

　　他的日记中，有20多个年份都对过年有着不同篇幅的记述，提到过年的散文短文也不少，文笔写实且充满生活气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黑白照塑造的冷峻形象以外的多彩模样。

　　鲁迅 图源：“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一

　　对于早年在外求学、后来繁忙奔走于新文化运动前沿的鲁迅来说，过年是他少有的闲暇欢乐时光。

　　他爱淘书和淘古玩。有一年春节，他兴致勃勃地一连4次逛书市买书，前后共买了60册；还有一年，往琉璃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6本。有好几个春节，都到上海内山书店淘书，一次买个七八本。作为备受推崇的作家、文学家、教师，鲁迅当年收入颇丰，花钱也有些“大手大脚”，四处收集陶俑、古瓷、小型青铜器也成了他过年的一大趣味项目。

　　上海内山书店旧址，现为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图源：“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事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此外，鲁迅非常刻苦，过年时也笔耕不辍，忙于创作、编录或翻译《华盖集》《厦门通信（三）》《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少年别》等一大批文章典籍，自律且自励，俨然是当年的文坛“学霸”。

　　鲁迅对政局和民生的关注，有个转折过程。电视剧《觉醒年代》对此进行了描述：他正专注地把玩着碑帖，这时钱玄同来找他，提出邀请他为《新青年》写稿。鲁迅回答，“《新青年》是个什么杂志？没听说过”，还说“我现在躲进小楼，不问春秋”。

　　鲁迅思想的重大转变，发生在1918年除夕。时任《新青年》主要编委兼“网红作家”刘半农来绍兴会馆找鲁迅和弟弟周作人，三人理念相近、情感相投，恰逢新春佳节，坐在一起彻夜饮食长谈，畅聊新文化、新文学，颇有青年才俊摩拳擦掌、期待大展身手的味道。

　　从那时起，刘半农与鲁迅交往日益密切，鲁迅也开始应约为《新青年》供稿，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批新文化运动名作。也许是那个除夕夜留下的美好印象和回忆，加上气场对路、“磁场”相合，二人间虽有过一些误会，但鲁迅一直对刘半农抱有好感。刘半农去世时，鲁迅还专门著文《忆刘半农君》，称呼刘半农为“我的老朋友”，坦言自己“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能与三五知己一同饮乐畅聊过大年，确是人生快事。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周树人伏案而作，泣泪提笔为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署下笔名鲁迅图源：“中国日报”微信公众号

　　二

　　身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春节这个最盛大、最热闹的传统节日，鲁迅时常乐在其中。

　　他在短文《过年》中写道，“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还描述了人们过春节“比去年还热闹”。

　　鲁迅的小说《故乡》和《祝福》都是过年前后完稿的。他在两篇小说中均对家乡绍兴农历过年习俗作了大量描述，追忆这“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故乡的人们对过年的重视和对年俗仪式的精心操办“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无论身在哪个城市，过年这个传统节日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内心深处怀抱着“过年情节”和浓浓乡愁。他在文中提到的“杀鸡宰鹅”，在老家绍兴的过年习俗中叫“化牲屠”，这和绍兴人喜福祉、多忌讳有关。过年过节，不能讲“杀”，代之以“化”；不能讲“死”，代之以“老”。绍兴人还惯将红枣烧藕块称“藕脯”，取“有”“富”之意；烹制鲞冻肉取含义“有想（鲞）头”；粽子、年糕则讨个“年年高（糕）”“代代子”的好彩头。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共住八道湾四合院。那个院子可谓是北平的“名人会馆”，李大钊、毛泽东、蔡元培、胡适先后造访，许寿裳、钱玄同、沈尹默、马幼渔、齐寿山等也时常出入小院，称得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亲人相陪，好友作伴，那几年的春节更有了浓浓的年味。

　　打年糕

　　三

　　作家梁实秋说，“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鲁迅在绍兴古镇度过青少年时代，十多岁离开老家。与现代许多“外漂”青年一样，鲁迅常年旅居上海、北平等地，碍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回乡过年成为一种奢望，他曾连续多年都没回绍兴老家过春节。

　　有一年年底，为了赶回老家省亲，还上演了一出民国版的“人在囧途”。他不辞舟车劳顿，换了好几趟火车，来回转乘汽车、轮船，雇了人力车和轿子，花费一周时间，才从北平赶回绍兴。

　　不过说起过年的忙，远不只是在旅途周折，采购年货、置办酒席、走亲访友，江南一些地区还要蒸酒打糕、熏肉制肠，也没太多得闲的功夫。鲁迅就在几次日记里提到，除夕忙于寄信收信，或“治少许肴”，或去电影院观看电影《疯人院》，有时他还“饮酒特多”。而在正月初一到初六，则有工作聚餐，有社交饭局，安排得也十分充实。

　　印象中，过年的忙碌往往只归大人，孩子可以充分感受开心和兴奋。有一年除夕，鲁迅也暂时放下文学大师的“担子”，放纵自己享受孩童般天真的乐趣。他写道，“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

　　也许是多年的旅居生活，让鲁迅格外珍惜春节的意义，将其作为对家人的一种补偿，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向往着一家人的平安喜乐，依恋着这个传统节日带来的欢愉、团圆和闲适。

　　而如今很多在外的游子们，同样在这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努力排除万难，千方百计回到山城、水乡、田园的那个老家，让爆竹和欢声笑语洗去一年的疲惫，与家人亲友提碗碰杯、欢庆团圆。

　　今日的我们，就像当年的鲁迅，未必每一个春节都如自己所愿那么吉祥喜庆、尽善尽美。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们更加能够体会过年带给我们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