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龙泉司法档案里藏着什么奥秘

　　近日，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在央视一套热播，该片以电影化叙事，让秦七刻石等金石文物“活”了起来，也将“何以中国”的宏大命题变为可触可感的文明图景。

　　事实上，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忆，不只铭刻于金石重器之上，也深藏于历史档案中。在浙江龙泉，便珍藏着一部被誉为“近代基层司法考古活化石”的珍贵记录——龙泉司法档案。

　　以往学界对清末民初司法改革的研究大多基于大理院等最高审判机构的档案，基层档案材料较为缺乏，因此针对地方司法层面的研究一直难以深入开展。像龙泉司法档案这些不同于记录王朝伟业的诉状与判词，为何同样值得花大力气抢救？又该如何让它们“开口说话”？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一

　　不同于县志对地方形象的宏观描绘，龙泉司法档案的核心在于具体而微的诉讼文书。这些档案包含了从百姓诉状、官府判词，到庭审记录、机构公函等多种类目。

　　尤为珍贵的是，其中大量原件材料真实记录了当时寻常百姓婚丧嫁娶、田土钱债、市井纠葛等社会生活形态，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县域法治形态的窗口。

　　比如，其中一起普通的关于山林界址纠纷的“邱明昌诉李棠”案件，从双方递交状纸、各自举证，到官府派人实地勘验、最终确权，整个过程记录得生动详实，仿佛一部微型的纪实片，让我们得以窥见民间“产权”确认与调解的古老方式与智慧。

　　比如，有的档案中附有作为证据的契约、分家书、婚书、系谱简图等，这对于我们直观了解当时民众的婚姻、家族观念等，都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然而，因种种历史原因，这批档案长期堆放在库房角落，多次搬运导致顺序全无。同一案件的文书常被拆散在不同卷宗，而一个卷宗内又可能杂糅十余起案子；档案纸张状况更是堪忧，六成以上的案卷存在虫蛀、霉变、破损、纸张脆化等问题。

　　幸运的是，龙泉地处浙西南山区，在近代频繁战乱中相对安定，这批档案得以躲过大规模损毁，也保留了地方司法文书最原始的粗糙。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二

　　面对这批体量庞大、保存状态极差的原始档案，抢救性整理是第一步。在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大背景下，为开展地方历史文献的保护与研究，2007年11月，浙江大学的包伟民教授团队应邀来到龙泉。在档案馆尘封的库房里，他们首次见到了这个“等待被唤醒的完整世界”。

　　随后，校、地展开合作，同时该项目被列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开启了持续十余年的系统性抢救与研究工作，其过程之繁复也远超常人想象。

　　首先是如何与物理衰变角力。时间是所有纸质文物的敌人，团队首先要打的是一场与自然规律赛跑的硬仗。他们先对全部档案进行逐页清点、除尘、消毒，再对破损部分进行精细修补与裱糊。团队前后花了三年多时间，才编制出可以作为整理与研究工作基础的档案目录的初稿。为了最大限度留存原始信息，项目组动用了20多台扫描设备，日夜不停，耗费近一年才完成88万余页档案的影像采集。

　　其次是如何在历史碎片中“打捞真相”。面对几乎完全混乱的卷宗，整理工作如同一场浩繁复杂的“拼图游戏”。团队只能依靠逐页比对笔迹、厘清案件时序，最终将1.7万余个零散卷宗整理出来，并完成系统编目。其间，他们常为核实一个地名翻遍方志，为理解一个生僻方言走访当地老人。

　　再次是如何与历史对话。面对近两万起案件，全部出版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团队的做法是“沙里淘金”——从中遴选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切片”。为此，编纂团队提出了三个选编原则：典型性、完整性、特殊性。即以案件类型的典型性、审判程序的完整性、时代的特殊性和整体史料价值为主，兼顾保存状况。从每年整理的数百个案例中初选50个，再精选30个，最终确定10余个案件文书进入《选编》。

　　最终影印出版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五辑96册，精选案例343个，不仅较为丰富、完整地呈现了当时的司法情况，还为同类档案整理工作提供了范例。

　　宣统元年呈状

　　三

　　早在2015年，龙泉司法档案就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并受到持续关注。龙泉司法档案的抢救与研究，引发了三点思考与启示。

　　系统性整理历史文献也是为文明代言。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认为，现代法治理念以及“契约精神”都是舶来品，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法治生长的土壤。然而，龙泉司法档案以其生动的真实案例，有力地印证了中国法治文化的本土基因。透过这些不带滤镜、不事雕琢的档案，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桩桩纠纷如何产生、审理与了结，更知悉当时的法律如何从条文走向实践，从庙堂深入江湖。比如百姓递状诉讼，官府按照既有规则审断，民间调解与之衔接，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基层法治体系。更为普遍的是，大量案件最终以调解结案，刑事案件中保释是常态，慎用羁押，贯穿了以“和”为贵、礼法结合、人文化成的中国传统司法理念。

　　重大文化研究离不开有组织的科研。面对这批状态复杂的大型档案，任何单一的学术力量都难以独立完成。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来自国内外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耗时12年接力奔跑，边整理边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这表明，与自然科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项目同样需要战略层面的布局安排、稳定的资源投入和跨学科的组织方式。

　　活化利用是对历史文献最好的保护。历史文献的保护与传承，关键在于创造条件，让沉睡的档案“活”起来，使其承载的历史智慧融入当代的文化实践和社会认知。2022年，龙泉司法档案博物馆开馆，入选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特色项目，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当代法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如今，我们可以轻点鼠标，数字检索档案数据库中的完整卷宗；也可以翻开《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触摸当时诉状里的笔墨与批红；还可以在高校的法治课堂，借助这些案例探讨中国法治的本土源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人们可以从这些历史文献中，读懂中国法治文化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找到面向未来的历史智慧和文化自信。这既是对过去的致敬，更是为当下的文化传承和创新，找到一条扎根本土、连接古今的坚实路径。

　　【档案资料】

　　龙泉司法档案是晚清民国重要司法档案文献，时间自清咸丰元年（1851）至1949年，现存于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共1.7万余卷、88万余页，记录2万余起诉讼案件。它是我国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晚清民国地方司法档案，见证司法制度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对法制史、社会史研究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