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全长12公里的路边沟里,大多是无证小作坊排放的黑臭水,村民投诉了好几年也没有结果。但总台《焦点访谈》栏目一曝光,当地政府连夜调来十辆槽罐车转运68吨污水,并同步开展沟渠清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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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件的荒诞之处,在于“曝光”与“处理”之间那几乎为零的时间差。媒体镜头仿佛成了启动治理机器的万能钥匙,一旦插进舆论的锁孔,沉睡已久的监管机器便瞬间“支棱”起来,高效运转,但这恰恰反证了之前是在“装睡”。面对这雷厉风行的“连夜行动”,公众在拍手称快之余,心底却忍不住冒出一句冰冷的质问:早干嘛去了?
这种“不曝光不处理”的怪象,并非孤例。从污染治理到违建整治,从安全生产到食品安全,这种“数年装睡无人动,一朝曝光惊坐起”的案例,多年来屡有发生。透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到同一种“病”:日常监管如同“牛栏关猫”,形同虚设;一旦登上热搜、被上级点名,哪怕再隐蔽的问题,也能在极短时间内被“发现”并“重视”。从处理结果来看,这些问题不是解决不了,也不是没人看到,但为何一定要等到舆情出现才处理呢?被舆论鞭子抽出来的“高效率”背后,讲到底,还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怪。
比如,作风懒散,能拖则拖。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重大事故和问题往往从小问题开始。但有些干部觉得,这么小的事情,就算对群众生活有影响也有限,抱着“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的心态,对这类“小而麻烦”的事情消极应付,惯用“拖”字诀。即使有群众投诉,口头上说着马上处理,实际上现场都懒得去。殊不知,小事不及时处理,就会积累成大事;难事不及时化解,就会拖成历史遗留问题。以小作坊排污排废为例,多年不处理最后导致河流变成“死河”,进而影响群众生活、伤害群众健康等严重后果的案例屡见不鲜,留下的教训极其深刻。
比如,行为傲慢,漠视民声。在有的监管者眼里,群众的反映、投诉都是“找麻烦”,远不如上级批示、媒体曝光来得要紧,群众的急难愁盼,不如自己的乌纱帽和官架子重要,自然就不会重视老百姓的诉求。有人打投诉电话,相关部门就去现场处理下,回头填上“投诉已处理”,既没有严格的处罚措施,也没有防患于未然的长效管理。面对“投诉—处理—复发—再投诉”的死循环,老百姓怎能不气愤?
再如,履职平庸,怕担责任。越是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往往牵扯的利益越复杂,处理起来难度越大,甚至会得罪部分人。有些干部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万一处理不好,还得承担责任,于是就揣着明白装糊涂,能绕就绕、能躲就躲,哪怕问题发酵、民众不满,也坚决不肯往前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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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让很多地方和单位负责人患上了越来越严重的“舆情恐惧症”,生怕出事上热搜,引起上级部门的调查、问责。因此,一旦有央媒曝光,自然会争分夺秒处理好问题,甚至觉得这就是舆情应对的正确方式。
当然,评论别人更要看到自己。不妨坚持问题导向,好好问一问自己,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
“浙江宣传”曾在《要想处置“舆情”,先要做好“事情”》中提到:“先有事情,后有舆情。事故、事件、事情,都可能引发舆情。要想处置舆情,先要做好事情。”推而广之,正是有事前的不作为,才有了事后的舆情,“群众反映慢吞吞,媒体曝光连夜奔”的工作方式,可谓是本末倒置了。长此以往,消耗的是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透支的是公共治理的公信力。
《鹖冠子·世贤》记载,扁鹊评价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干部处理问题也如医生治病救人,要把“治未病”视为最高境界。比如“枫桥经验”,追求“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社会自然也会越来越和谐。群众利益无小事,治理问题不能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更不能总是靠着舆情“推着走”,而是要主动往前站一步,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要把老百姓的诉求“当个事办”。像农村治污这类关键小事,需要监管部门以主动的“持久战”对付非法作坊的“游击战”,而不是老百姓打一次投诉电话动一下。
再回到网友们“早干嘛去了”的追问,问的是失职失责,更是对治理能力的警醒——别等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才动手,别让老百姓的信任在一次次等待和失望中慢慢耗光。基层工作千头万绪,有问题不可怕,关键在于相关部门能否不拖延、不推诿,问心无愧地面对群众的眼睛、媒体的镜头。
公信力的建设如同治水,需要的是日日不断的清淤疏浚,而不是决堤之后的连夜抢修。只有当“日常就能解决好”取代“曝光才去连夜干”成为常态,群众的声音才能真正被听见,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跑在舆情的前面。
希望有一天,再也无需有人问出“早干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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