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丨“耿同学”打假，值得深思的是什么

　　近段时间，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学术打假事件持续发酵，矛头直指那些戴着“帽子”的学术大咖。有高校成立调查组认真核查，认为涉事学者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对论文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事实上，长期以来，一些本应引领学术方向的大咖，靠着多重头衔，在项目申报、论文发表中占据极大优势，却把科研课题当成可以随意拆分转包的工程项目。与之相对的是，不少“青椒”自嘲是“学术民工”。

　　网络上，有些人对“耿同学”学术打假的动机提出质疑，认为他是为了走红蹭流量。但值得深思的，并不是一个博主的动机。

　　一

　　学术大咖沦为“包工头”，已经成为学术圈一大怪象。“老板”这个称呼在高校研究生中间悄然流行，表面上是调侃，实际上真实反映了一些师生关系正被异化为雇佣关系：导师成了“发薪水的”，学生成了“干活的”。

　　应当看到，能成为学术大咖的，大多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在各自领域造诣深厚、影响广泛，也肩负着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的重任。正因如此，让有能力的人掌握更多资源，带动团队成长，推动学科发展，本是一种有效率的科研安排。

　　然而，问题是部分本该作为学生治学引路人与守门人的学术大咖，成了团队里最大的“中间商”。他们一手承揽重大项目和经费，一手将研究任务层层分包给青年学者、博士生、硕士生。自己去“跑”项目，论文却靠学生写，实验也靠团队做，有的甚至全程不见踪影，最后在作者栏里挂个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便心安理得地收割全部学术成果与荣誉。

　　更有甚者，手握项目评审、课题分配等关键资源，暗中织起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如此一来，拿项目、发论文，拼的已不是学术水平，而是“圈子”与“关系”。学术的竞技场，变成了人情世故的江湖。

　　落到学生层面，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的时间被导师指派的大量任务占据，沦为被动的执行者。论文刊发、学位获取，往往取决于导师的态度与决断。近年来，因导师无度压榨、恶意设卡而引发的一些极端事件与悲剧，无不拷问着早已变味的师生关系。

　　学术“包工头”现象的背后，是一套心照不宣的江湖法则：一些学术大咖凭借一顶“帽子”拿下大项目，到手后没时间做，转而“分包”出去；等结了项，再用手下人拼出来的“成果”去评更高的职称、换更大的“帽子”，回头去圈更大的项目。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种“赢家通吃”的学术生态。有的学术大咖名下同时挂着多个项目，能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对团队写的论文也只能大致浏览，结果，“重立项、轻研究”倾向抬头，学阀作风显现，科研成了少数人的圈地游戏。那些本该用于创新的经费，最终沦为一小撮人的名与利。

　　二

　　“耿同学”打假令人解气，也让人不禁想问：如果这些被举报的负面案例只是冰山一角，那托起这座冰山的“水面”之下又是什么？相较聚焦于个体上的打靶，我们更应深究，是哪些制度漏洞与执行疲软，为学术垄断提供了温床，让本应清正的学术生态变成了竞相逐利的“利益江湖”？

　　比如，评价唯“帽子”。当前，科研项目的级别、数量和经费，成为不少科研人员职称晋升、人才评级甚至高校学科评估的“硬通货”，不少专家学者只能忙于搞包装、跑项目，干不完就层层发包，催生了大量低水平重复的“学术泡沫”。那些甘坐冷板凳、钻研真问题的学者反而可能被边缘化。与此同时，不少项目的结题标准，还停留在实验室里可控的实验模拟和核心期刊的论文——只要“纸面”过关，就算大功告成，至于能不能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则另当别论。此外，项目研究周期通常为两年左右，但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往往需要长时间沉淀，导致一些熟悉规则的“老面孔”用相似的“勾兑配方”反复申报。

　　比如，资源凭“圈子”。将人才的“帽子”与项目资源、学术话语权适度关联，本是为了提高项目质量、发挥传帮带作用。但如果走向“帽子越大、项目越多、话语权越重”的极端，就会加剧学术生态的“马太效应”。如此一来，很多年轻学者只能在“大佬”的盘子里分一杯羹，学术公平和活力更无从谈起。不可否认，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并非不愿意亲自做研究，但过多的形式报表、繁琐的行政事务，时间被切割成碎片，哪还有精力沉到研究一线？

　　比如，监督成“筛子”。此次学术打假，靠的不是学术圈的内部纠错与自我净化，而是一位“圈外”视频博主的网络曝光。这也引发不少网友更大的关切和追问：同行评议的审核把关、期刊编辑的学术底线、学术委员会的监督职能去哪儿了？公开公示是否常常流于形式？如果学术诚信只能靠专家学者的道德自律，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吹哨人”，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

　　三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本应促进学术进步，如今却成了一些学术“包工头”的“电子分包机”。仿真、数据、文稿，全可一键生成。他们只负责把AI生成的半成品扔给学生打磨，自己坐等署名。如果相关治理体制机制跟不上，问题只会更严重。

　　如何优化学术生态，让制度回归初心，让学术研究回归本真？笔者想到三句话。

　　给年轻学者留些空间，别把学术圈变成“大佬”的后花园。正如“耿同学”在接受采访时所说：“学术造假最大的原因是‘内卷’。”因此，要改变“以项目论成败、以论文论英雄”的单一标准，除了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为主的评价体系，还要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审中适当向青年学者倾斜，让有想法、有能力的年轻人不用再依附于“老板”，也能独立开展研究，也要让“帽子”回归学术荣誉的本质，而不是变成垄断科研资源的工具。

　　让自我革命跑在热搜前，别等曝光了才“严肃处理”。一直以来，人们都呼吁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和终身追责制，但事后追责，远不如提前做好防控。比如，真正激活同行评议、期刊审稿、学术委员会的“免疫系统”。特别是同行评议，不能只限于“小同行”之间的客气互评，更要经得起社会的质疑和检验，甚至引入实践类、市场类企业来验证成果的含金量。项目结题也要走出实验室，把能否解决真问题、能否实现转化应用作为重要依据。科研经费来自公共财政，管理部门应着重对大额经费课题组进行严格管理，让每一个专家对自己的项目负责到底。同时，对结项等级差的项目负责人，限制其在一定期限内重复申报。

　　珍惜自己的“羽毛”，别脏透了才想起曾经干净过。能够走到学术金字塔尖的学术大咖，都付出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但正因如此，才更应该珍惜自己学术的“羽毛”，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项研究。学术大咖的任务，不应只是拿项目、分包项目、坐等成果，而应在用好资源的同时带好队伍，带头守住学术诚信的底线。用人单位要把形式主义的条条框框砍掉，让大咖们真正有时间、有精力回到实验室、回到学生中间。

　　因此，“耿同学”打假，值得深思的是学术圈如何经得起各方监督，如何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当学术不再是一门生意，师生之间回归更为纯粹的师承关系，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经得起社会各方的叩问以及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