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苏轼与王安石的一次相见

　　元丰七年对苏轼而言，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好不容易适应了黄州的生活，他又接到朝廷“量移汝州”的命令。离开偏远的被贬之地当然是好事，但前途如何，年近半百的苏轼心里没底。

　　他并没有立即北上前往汝州，而是沿着长江往东，在江南绕了一大圈。一路上，他见了一些想见的人，有至亲苏辙，也有后人眼中的政敌王安石。

　　苏轼与王安石的金陵相会，是两人跨越半生恩怨后的重逢，也是现有史料记载的最后一次相见。两位饱经沧桑的人，在各自经历人生起伏之后，达成了某种超越政治的和解。这一幕，也被后人讲了近千年。

图为南京半山园遗址，元丰七年苏轼专程到此拜访退隐于此的王安石，二人在此放下政见分歧，诗文唱和 图源：潮新闻客户端

一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的一生里，黄州固然是他被贬的苦地，但也是完成人生转变的关键之地。从子瞻到东坡，他学会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通透，在赤壁的清风明月中感悟“物与我皆无尽”的哲理。

　　黄州岁月的磨砺，也为苏轼日后与王安石在金陵相逢时的从容，埋下了伏笔。

　　离开黄州以后，苏轼曾泊舟金陵，在元丰七年七月见到了王安石。两人相见的场景，后人有过详细的描述：

　　那天的秦淮河畔下，停着一艘小船。苏轼在舟中，王安石沿着江岸赶来，罢相多年，骑驴野服，从半山园缓缓而来。

　　此时的王安石早已不是熙宁年间那个执宰相印、雷厉风行的“王相公”了。他头发花白，身形清瘦，相比变法时更加平易亲和。

　　宋人笔记里写得很具画面感：东坡不冠而迎，作揖笑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回：“礼岂为我辈设哉？”

　　苏轼还是忍不住提了一句旧事：“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著。”王安石却没有接话，把话题轻轻放下，招呼苏轼去游蒋山。两个历尽波折的人，不谈谁对谁错，谈诗、说佛、论文、游山。

　　蒋山寺静，竹影深，游罢，苏轼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王安石读罢抚几而叹，说自己平生作诗，无此二句。

　　更多时候是闲谈，谈佛理禅宗，谈彼此近作。后来苏轼给滕达道写信，只轻描淡写道：“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可轻描处最有分量——一个“甚喜”，足以说明一切。

　　当然，他们也不是只谈风月。有一次说起西方用兵和东南大狱，苏轼劝王安石再向朝廷进言。王安石并未答应。临别前，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块地，“卜邻”而老。苏轼后来写了一组诗回应，其中有一句：“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十年迟”不是客套话，这三个字里装着的，是他们错过了多少年的推心置腹，是两位文坛与政坛风云人物的惺惺相惜。

　　二

　　嘉祐年间，年轻的苏轼初到汴京，文章一出，震动朝野，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光芒万丈。彼时的王安石已在地方辗转十数年，声名不逊于苏轼。苏轼天性洒脱，爱谈笑，爱饮酒，爱在酒酣耳热时挥毫泼墨，把一腔豪情倾注纸上。而王安石恰好相反——他讨厌应酬，不喜欢浪费时间在无谓的社交上。也许是性格的问题，他们始终没有真正走近。

　　后来王安石拜相，颁行新法，雷厉风行。苏轼那时在朝中任判官告院，本可以缄默自保，可他偏不。君臣面奏时，他直指新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王安石看到的是一个积弊丛生的天下，非猛药不可救；在苏轼看来，猛药下去，最先受伤的是百姓。于是苏轼自请外放，通判杭州。两人就此别过，围绕新法展开了长期的隔空对峙。

　　此后的故事，说的人多了。苏轼一路外放，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湖州。元丰二年，乌台诗案来势汹汹，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狱中，生死悬于一线，给弟弟苏辙写下了绝命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传闻说，已经罢相的王安石听说了此事，虽然自己也身处漩涡之中，还是上书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或许依然不认同苏轼的政治主张，但他更深知苏轼之才不可多得。

　　最终，苏轼被贬黄州，官途跌入谷底，命却保住了。在黄州的四年多，他种地、写诗、喝酒、看月亮。而千里之外的金陵，王安石也在读苏轼的新作。读到《胜相院经藏记》，他感叹“子瞻，人中龙也”，又挑剔其中“日胜日负”四字，认为“负”不如“贫”。苏轼得知后抚掌大笑，果真改了过来。

　　其实，早在金陵相会之前，他们之间就已经有了一种微妙的默契。只是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命运会把这两个人再次推到同一条江边。

　　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王安石像图源：“北京大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三

　　金陵一别，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苏轼离开金陵后，还给王安石写信，表明自己本想在附近买块地，实现二人“卜邻”的约定，“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

　　可宦海不由人，苏轼终究未能在金陵定居，此后政局几经翻覆，元祐年间还朝身居高位，绍圣时又再贬惠州、儋州等地，半生南北漂泊。王安石则一直留在金陵。元祐元年，他在江宁秦淮小宅病逝，此时距金陵之会仅一年多。比邻而居的约定，到底没兑现。

　　荆公走后，朝廷追赠太傅，制词落在苏轼手里。他写“名高一时，学贯千载”，写“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写“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通篇不翻旧账，只论学问、操守、气象。

　　一个昔日的论敌，给另一个对手写盖棺之文，不阿谀、不泄愤，反而极尽赞美之词。后世研究宋史的学者说，苏轼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传达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

　　写下这些文字时，苏轼也许会想起自己在黄州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那些日子，那时金陵半山园里的王安石是不是也会对着他的诗作默然良久——那个曾在朝堂上与他针锋相对的年轻人，终究走出了一条比他更宽阔的路。

　　苏轼或许也会想起王安石晚年的那句“细数落花因坐久”，那个曾经“不畏浮云遮望眼”的人，终于放下了些什么。两人政坛相争数十载，到头来，却可能是最能读懂对方心事的人。

　　回过头来看这段交情，最打动人的不是和解，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友谊。政见上，王安石要变、要强、要一口气把积弊推开；苏轼重人、重缓、重一地一民的甘苦。两套道理都有分量，谁也未必全对，但出发点和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走的是不同的路。

　　人这一生，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朋友。苏轼和张怀民是一种，随时随地可以打扰、可以分享；而苏轼和王安石则是另外一种，可以争论，可以有分歧，却仍然彼此欣赏。苏轼与王安石，一个像江，一个像山，金陵相会时山水交融，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