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宣传 | 学“问”

　　细看“学问”二字，我们从小被教导的，大多是怎样“学”：记住知识，理解道理，掌握方法。至于“问”，仿佛人人天生就会，何须专门去学？

　　会问一句“为什么”，不等于懂得如何提问。时代演进、工具革新，答案唾手可得；能不能发掘值得深究的问题，便成了求知的分水岭。学问深浅，往往系于此。

　　一

　　过去，遇有疑难，须赴图书馆、翻检文献、寻访贤达，辗转多方，才得以逐步趋近真相。陈寅恪研治史学，以多重史料互证，在细碎记载中考源辨流；钱钟书写《管锥编》，每举一例，广引群书，务求周全。为探明一个答案，人需要投入长久心力去研读。

　　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改变了获取知识的方式。学生写论文，几秒钟就能搭建文献综述的框架；经典古籍被搬上网页，人人可读；面对难懂的甲骨文，AI也能辅助检索、比对字形、缀合残片。答案唾手可得，学习是否也因此变得轻松？

　　其实未必。越是身处这样的时代，越考验一个人提问的能力。

　　许多人使用AI时都有这样的体会：问得笼统，得到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废话文学”；问得具体，回答才更可能有用。可见，回答的方向、边界与质量始终被问题塑造。信息纷杂如雾，问得清楚，才看得真切。

　　会向AI索取已有答案，并非求知的全部。AI之所以能够迅速回应，离不开人类长期积累的文献、数据与研究成果。“站”在这些成果之上，它可以帮助我们梳理线索、提出假设，却不能让尚未得到验证的猜想自动成为新知。在研究的前沿，什么现象值得注意，现有解释哪里不足，新想法又该如何检验，仍需要我们循着一个个问题深入探索。

　　提问还关乎另一件事，认识自己。焦虑一来，马上搜搜“怎么缓解”；面临选择，急着问“什么行业更有前景”；陷入感情困境，又迫切想知道“该不该分开”，这些问题并非不能问，只是若不先弄清自己的处境与需要，再多的现成建议也可能答非所问。作家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写道：“走向内心，探索你生活发源的深处，在它的发源处你将会得到问题的答案。”有些问题只能交给时间以及对内心一次次诚实的辨认。

　　二

　　从古至今，学问始终在学而有疑、疑而再学的循环之中生长。有人在困惑中沉思，有人在求索中跋涉，以各自燃烧的一生，赋予好问题不同的面貌。

　　它首先是胸中激荡不灭的火种。“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驱动一个人穷究某个问题的，是内心深处那一簇不肯熄灭的火光。它或许起于兴趣，对一个现象感到不解，非要问个究竟，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丘成桐谈治学时曾说，“做大学问必须要有激荡性情的种子，才能够看得远，才能够持久，不怕失败”，为了求解而求解是做不好的。或许源于情感，想为那些难以言说的感受找到一个来处，比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到，当他将一块“小玛德莱娜”浸入茶中，熟悉的滋味让他不禁追问这感觉“从何而来”“意味着什么”，文字循着记忆的暗流回溯，终成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这份“激荡”，使人愿意在一次次碰壁、推翻与重来中，仍向问题更深处走去，而再发达的技术也只能为火焰添柴，无法替人点燃最初的火种。

　　又是千思百虑淬炼的锋刃。一个真正有力量的问题，从不是随口一问。它要经过事实的反复辨析、经验的层层沉淀，穿过纷杂表象，剥离无关枝蔓，才凝结为一句分量极重的话。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各阶级处境与革命力量长期观察后提炼出的首要问题。敌友关系一经厘清，后续分析便立住了根本。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下“从来如此，便对么？”语气平静却撼动人心，彼时许多知识分子隐约感到的困惑与不安，被归结为一个犀利的问题，批判尚未展开，锋芒已经显露。好问题正如千锤百炼的刀锋，承载着思考的重量，一经提出，便能切中关节、直抵要害。这样的提问，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学习。

　　还是文明长河里必经的渡口。渡口的意义不在于让人停留，而在于让人抵达彼岸、继续前行。纵观人类的思想史与科学史，正是这样一处处“渡口”，把前后相续的探索串联起来。比如苏格拉底一生秉持“自知无知”的清醒发问，两千多年过去，有些问题依然横在人类精神的河面上，等待每一代人书写自己的答案。还有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开普勒发现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牛顿用万有引力解释行星运动的规律，爱因斯坦又以广义相对论重新阐述——四人相隔数百年，却一程连着一程，把人类对宇宙的理解“摆渡”向更深邃处。其间，旧的答案难免被补充、修正甚至推翻，但那个连接已知与未知的渡口始终都在，见证一代人的抵达，也目送下一代人的远行。

　　三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工作改进需要发现问题，教育成长离不开敢问善思，企业创新从洞察需求开始……提问能力非一朝一夕可以养成，不妨先从保持开放而从容的心境做起。

　　允许熟悉的世界长出“毛边”。看法一旦固化，眼中的世界便容易变得光滑圆熟，许多事也就见怪不怪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始于惊奇；张载说：“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惊奇与疑惑正是认知里未被磨平的“毛边”和“棱角”。

　　对大多数人而言，读书是保留这份惊奇最朴素也最公平的路径。55岁的“扫帚诗人”黄新生，扫过的街道和任何一位环卫工扫过的并无不同；但阅读和写作让她在街头的落叶、风霜和市井面孔里，看见了日常之中更具体也更开阔的世界。就像她所写的：“拿扫帚的手，也能画星月；拖垃圾的斗，推着晨光走。”读书的珍贵，在于接触那些不同于直觉与本能的经验、思想，给既有认知添上一层新的理解。见过的世界更立体，脚下的道路也就不止一条；也正因如此，在别人觉得理所当然时，才问得出那个关键的“为什么”。

　　不急于相信第一个答案。《世说新语》记载，王戎七岁时与伙伴游玩，见路边李树果实累累，众人争相采摘，唯有他说：“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放在今天，世上何止一棵繁茂的“李树”。算法推送的资讯条条醒目，网页上的结论个个笃定，像枝头挂着的饱满圆润的“李子”，因为摘取太过容易，人便渐渐省去了核实、比较、推敲的工夫。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尤其值得重提，近来多位国内外科学家也都提醒，人不能在技术的便利中失去思辨能力。比如算法推来一条热点，先问问信源是谁、谁可能从中获益；AI写出一份论文综述，查一查文献是否真实、论证是否完整；看到一段引人愤慨的视频，不急着站队，等一等完整的前因后果。批判性思维不是逢事必反，而是对答案的条件、边界与局限保持敏感，必要时也肯亲自尝一尝“苦李”。

　　每一次悬而未决，都是穿越“群山”的一步。我们从小接受的训练是要快、要准、要给出结论，考试有时限，汇报有节点，凡事都盼一个下文。久而久之，“暂时没有答案”便像一种失败。

　　可有些问题，必须得入山探径，在繁杂的资料、艰苦的沉潜与漫长的独行中摸索出路。历史学家黄仁宇通读1600多万字的《明实录》，并不急于求得一个现成结论，只是不带目的性地“穿山越棘”，最终形成自己的大历史观。同样，克里希那穆提在《生命之书》中提到一种情景，安静本身也可能带来新的领悟。能忍受“暂时没有答案”，才有机会等到更好的答案。

　　向世界葆有惊奇，对结论留有辨析，于未知怀有耐心。慢慢问、深深想，你怎样提问，影响你成为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