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人员和记者交流　

       浙江在线14日消息（实习生 杨青晖)当来自安徽的小郭被民警带进会客厅时,没有人会觉得他和正常人有多大的区别:整洁的衬衣、充满灵气的眼神，直到看见他胸口上佩带着的写着“初”字样的胸牌时，才知道他就是一名曾经的吸毒者。在杭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接受戒毒的人员，每人都会有一张胸牌，“初”代表的意思是初次吸毒，“复”代表的意思是复吸，“其实生理戒毒很容易，难就难在心理戒毒，心理上戒不掉，加上意志力不够，复吸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在14号的采访中戒毒所何科长对记者说。

　　第一次吸毒大多是受到朋友鼓动

　　小郭原本是在安徽农村的一名普通司机，在今年3月中旬来杭州游玩时，遇到了他当年的同学.“因为我有鼻窦炎，听我朋友说只要吸一点白粉就会感觉舒服点，于是我就吸了第一口。”第一次接触毒品后，麻醉反应让小郭呕吐了整整一天，胸闷加上昏天昏地的幻觉让他决心不再碰第二次，可是四天后，对毒品的依赖还是让小郭忍不住又偷偷去了朋友的家里。“我觉得我鼻子好受了一些，虽然我知道吸毒不好，但是我控制不住自己，”小郭低着头说:“吸毒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只隔了一天。“

　　像小郭这样的吸毒人员，在强制戒毒中心算是比较“轻量级”的，吸毒时间短，对毒品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但是还有很多人是常年接触毒品，甚至早已发展到静脉注射来满足自己对毒品的需要。来自萧山的高某从2002年开始吸毒，直到今年一月才被送进戒毒中心，说起最早吸食毒品的原因也是朋友介绍，他抽到第七个月时就变成了静脉注射，三年来身体迅速衰弱，家庭靠开车积蓄的财产在烟雾中瞬间化为乌有，“交朋友一定慎重，千万不要和那些看似讲义气的社会人员交朋友，他们会害了你！”高某回忆起当年的时脸上充满了悔恨的表情。

　　戒毒工作是一场艰巨的持久战

　　负责戒毒所接待受理中心的协警小叶拿出厚厚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强制和自愿戒毒人员的基本资料，“大概最多时一天有五六个人来吧，不过大多数都是被公安带来强制戒毒的，自愿戒毒的比较少。”小叶说。自从杭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挂牌成立以来，在这里最小的戒毒人员仅仅只有9岁，最大的也有53岁，“初次吸毒的人只要经过最长不超过一个月的药物治疗马上就能从生理上戒断，关键的是心理戒毒。”何科长说，“出去后复吸是一件让我们相当难过的事，无论对于我们民警还是吸毒人员来说都是痛苦的，这意味着过去的一切工作都要推倒重来。”

　　在平日的戒毒工作中，谈话帮教是最常见的治疗手段，这大概就是所谓“攻心为上”的具体运用。出去后，已经戒断毒品的人员还经常打电话给教导员，汇报最近的工作生活情况，同时戒毒所还会负责定期性的回访，成立专门的教务工作小组督促出去的人员积极开展工作学习。戒毒所还使用了“纳曲酮”抗复吸治疗与“大帮教”工作结合的手段，主动与街道、社区、派出所、单位、家庭一起形成六帮一的监控帮教体系，把戒毒医疗工作向社会延伸。“和曾经的毒友彻底断绝联系是最重要的。”何科长说。

　　何科长还介绍说：“无论当初离开戒毒所时多么信誓旦旦，可是人的心情容易受到生活的干扰，可能和家人的一次吵架造成的不高兴就会重新接触毒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他们出去后还监督他们的原因。”

　　戒毒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关怀

　　在这个距离杭州市中心将近一小时车程的戒毒所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戒毒人员，每个戒毒人员在这里要进行起码六个月的治疗，去年就有将近1200人走出大门，重新走上社会，“这个数字每年还在增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无比忧虑地告诉记者，“虽然重新做人是个好事，但是更艰难的任务还在后头。”

　　何科长讲了一个故事，曾经有一名吸毒人员在戒毒期间每天吵着要回家，可是到了要出去的那一天又非常的悲伤，“留恋当然是不可能的，只是因为他们心里都很矛盾，不明白出去后如何面对社会，有些人可能出去后每天正常生活，可是心里上的阴影会存在很久，被社会歧视也是造成他们复吸的原因之一。”

　　每个戒毒人员的身后都有各种各样辛酸的故事，他们大多来自单亲家庭，生活上的无依无靠往往让他们提前走上社会，背负比同龄人更多的困难。同时，每个完成戒毒工作的人员出去后往往是继续地无依无靠，没有工作，受人歧视，造成了自甘堕落，不思进取的恶性循环。戒毒工作不仅仅是戒毒人员和戒毒单位的责任，更是全社会每个公民的责任，小郭最后一再对记者重复着一句话。“我不会留在杭州，我要避开我那些朋友。我回家乡后还是去开车，真的希望外面的人不要看不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