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纠纷劝解出新想法

　　说起外来人口管理的理念，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党委书记徐国龙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故事。

　　那是2002年初，他和镇长等人去某村考察。在一个厂的门口，看到一大帮人聚在一起争吵。一问，原来是贵州籍外来务工者和业主发生了纠纷，双方都召集了大批人对峙。

　　徐国龙赶紧劝架，让双方各出一名代表，打算化解事端。贵州民工们一商量，打电话请来了一名老乡。这人并非同一厂子的员工，看样子更像一名“专业谈判”。

　　谈判过程很艰苦。对方的贵州话很难听懂，徐国龙这边用诸暨话一交流，贵州民工们就跳了起来：“你们肯定要包庇本地人，欺负我们！”急得镇长连连解释：“怎么会？我也是外地来的！”调解一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

　　回去细细想，徐国龙感到了压力：这样的事情今后肯定还会有，怎么办？小小一个店口镇，因为经济发达，引来了4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如果没有一套好办法，很难对他们进行有序管理，会带来不少社会问题。

　　深入了解后，徐国龙发现一些问题已初露端倪。比如，外来务工人员对当地人普遍有不信任感；与业主发生纠纷时，由于语言、习惯等方面的障碍，双方很难沟通；外来者组织应运而生，出现了不打工的专业“中介”，专门组织外来老乡并召唤人参与打架斗殴、群体性恫吓，用这种方式解决矛盾。

　　究其原因，外来工与当地人感情上存在隔阂是最根本的一点。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徐国龙想到了一个点子：请民工输出地的干部前来协助管理。

　　“当时想起来有几个好处。首先是能更多地了解民工的信息。另外，民工有事会找自己的干部，就不会走不正当途径、作出偏激举动了。”

　　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来自贵州遵义的民工最多，有6000多人，其次是安徽临泉和江西永丰籍的民工。

　　镇党委决定，请这3个地方的干部过来。这个决定引起了诸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并作了周密安排，分管的市委副书记带队去外地考察洽谈，与当地商定派遣正式干部过来，由诸暨提供办公室和工资。要求派遣的干部主要有3类：公安干警、劳动部门干部、计划生育干部。

　　这个举措也受到对方政府的欢迎和重视：这对他们组织有序劳力输出、实现民工维权都有帮助。当年10月，经过层层选拔，贵州2名干警来到店口，他们有4.5万元年薪，与诸暨当地干部的待遇一样，是他们原来收入的3倍；不久，江西永丰也派遣了3名干部过来，带队的是当地劳动局1名副局长。

　　“语言差不多，说话能管用”

　　“这些干部过来后，再没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徐国龙对此效果非常满意。

　　店口的一些干部这样描述变化：“原来一发生小摩擦，比如被车碰了一下，民工们会立即召人，漫天要价。现在则是一个电话，干警过来依法处理，秩序井然。”

　　更重要的是，之前因为当地人难以深入管理，在长期的自发处理纠纷过程中，部分外来人口中已经出现带黑势力性质的团伙。外地干部过来后，很快摸清情况，配合公安抓获了首犯，瓦解了黑势力团伙。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诸暨让外来人口同样居多的暨阳街道、大唐镇等采取同样办法聘请外来干部，全市形成一张外来人员管理网。

　　45岁的邓九洲，原来是江西永丰公安局的教导员。他清楚地记得：“2004年10月28日来这里，11月1日正式上班。”他过来是经过组织选拔、集体讨论的，期限为1年。

　　店口的永丰老乡有3000多人，邓九洲下去走访，老乡见了他非常高兴，“他们早盼着有人来。”邓九洲说。半年多下来，对各方面情况都熟悉了，现在他打算扩大工作范围，把江西籍打工老乡的事儿也管起来，“一共大约有5000多名江西老乡，语言差不多，说话能管用。”

　　解决矛盾，主要集中在劳资纠纷，另外还有些习惯上的摩擦、老乡之间的矛盾。以前发生矛盾，民工们有找政府的，有找朋友解决的，还有找社会闲杂人员“摆平”的。后两种情况较多。“现在不同了，99%的事儿都找我。”邓九洲说。

　　到店口工作后，他主动到老乡聚集多的地方看望，跟着办暂住证的民警一起认人去。一段时间后，老乡就主动来找他了。

　　一本厚厚的笔录本，记载着邓九洲处理每个事例的时间、经过、结果。他处理的第一个案例的当事人是上溪乡一名黎姓小伙子，因为生产的产品不合要求，老板要求赔偿1000元损失，扣留了他800元工资。他家里母亲病重，几次要钱都未果。

　　去年底，小黎到邓九洲那里投诉后，邓前去调解，没调解成。这个案例就被转到诸暨市劳动监察部门。“他最后一次来是星期六，骑个单车，还放个能装10公斤左右东西的塑料桶，没讲几句就要走了。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对劲。”邓九洲说。拉住他细细一问，原来小伙子准备来问问情况，没结果就去买汽油烧厂房。

　　“这还了得！我立刻和他一起又去了厂里，做了几小时工作，最后达成协议，800元工资不扣，产品损失赔偿300元。这样才把事情了了。”邓九洲说。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贵州遵义县龙坑镇派出所的干警黄光芒说。贵州在这里共有1.5万名老乡，是个庞大的队伍。他们来之前，由于纠纷多，已经形成专门召集人的“中介”，且性质恶劣：比如解决纠纷，要来1000元，他从中取走500元。

　　他们过来后，先发了一份《致贵州老乡书》，“两句贵州话一讲就亲热了。”很快，老乡们有事不再找“中介”，直接来他们这里。

　　23岁的文泽龙是贵州贵定人，来这里已经3年。来找老乡警察的时候，是因为一个要好老乡擅自把厂里的铜块带了出来，不知会被怎样处理。在他看来，本地的警察语言不通，态度不好，而且肯定会偏袒当地人，让自己的老乡吃亏。

　　“这样的心理很普遍。”黄光芒说。对老乡，他们处理经常很方便，很容易被接受。“只要我们说的，他们都信得过。每月大概有十几起案件，老乡会过来找我们。”

　　现在，邓九洲已经办过两期法制培训班，每次课堂都挤满了人。他主要就是为外来务工人员讲解基本的法律知识，加强他们依法办事的意识，有了事，要找依据、讲道理。这样的观念，老乡慢慢在接受。

　　外来干部要成为“移民干部”

　　贵州来的陈晓星坐在笔者面前，说话条理清晰，有板有眼，像见过世面的人。一问，以前还当过组织者，“召人替老乡维权。”

　　“有一次老板不付给我们工钱，双方就吵了起来。老板找了10多个人，我们叫了100多人，还动了手。”事情后来解决了，钱拿到了，陈晓星事后想想，觉得还是不划算：“我们老乡也有受伤的，但对方受伤更重，老乡有的被拘留，有的被判刑，最后我们还是吃亏的。”

　　“老家的干部来了，我们就有了底气。”陈晓星说。“道理讲清楚，做事帮老乡，出了什么事情有地方说，现在觉得很有安全感。他们来了之后，我们没再打过架。”

　　“我把他们当成兄弟，当成自己的哥哥。看到他们有委屈，我心里会非常难受。”年轻的民警黄光芒说。

　　到这里之后，他们尽力地帮助老乡们调解事端，化解矛盾，让他们在异乡生活得更好。

　　在工作中，他们感觉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镇的劳动所没有处罚权，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要以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就向市有关部门申诉，这样就比较麻烦。听说市劳动局将来这里直接设机构，这样以后碰到劳资纠纷问题就好办多了。”

　　陈晓星在店口已经呆了6年，对这里很熟悉。他现在建筑工地打工，月薪1500元，除去100元房租和100元水电费，加上妻子的工资，收入不算低了。两个孩子还在老家，他准备把孩子带来，到这里上学、落户，“只要老板守信，我供得起他们上学。这里的环境比家乡好多了，我想在这里扎根。”

　　这个想法和徐国龙不谋而合。“店口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本镇人口，如何使他们在生活、文化、观念上融入，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现在店口正在由镇向城转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外来者会在这里定居，成为店口人。”

　　去年经初步调查，已经有200多户外来者在店口定居，1000多名适龄儿童在店口上学，其中600多人进了公办学校。

　　徐国龙说：“求学、就医、居住，都是我们应该为他们考虑的，并要创造条件。”让外来工安心地住下，聘请外来干部的举措不但要继续，还会进一步完善：比如进社区，今后在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请老乡干部来管理；比如现在的一年一聘形式，变为长期聘任，把家属都带过来，长期留在店口工作。外来干部，也将融入当地，成为新的“移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