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纠纷劝解出新想法
说起外来人口管理的理念,浙江诸暨市店口镇党委书记徐国龙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故事。
那是2002年初,他和镇长等人去某村考察。在一个厂的门口,看到一大帮人聚在一起争吵。一问,原来是贵州籍外来务工者和业主发生了纠纷,双方都召集了大批人对峙。
徐国龙赶紧劝架,让双方各出一名代表,打算化解事端。贵州民工们一商量,打电话请来了一名老乡。这人并非同一厂子的员工,看样子更像一名“专业谈判”。
谈判过程很艰苦。对方的贵州话很难听懂,徐国龙这边用诸暨话一交流,贵州民工们就跳了起来:“你们肯定要包庇本地人,欺负我们!”急得镇长连连解释:“怎么会?我也是外地来的!”调解一直到晚上9点才结束。
回去细细想,徐国龙感到了压力:这样的事情今后肯定还会有,怎么办?小小一个店口镇,因为经济发达,引来了4万多名外来务工人员。如果没有一套好办法,很难对他们进行有序管理,会带来不少社会问题。
深入了解后,徐国龙发现一些问题已初露端倪。比如,外来务工人员对当地人普遍有不信任感;与业主发生纠纷时,由于语言、习惯等方面的障碍,双方很难沟通;外来者组织应运而生,出现了不打工的专业“中介”,专门组织外来老乡并召唤人参与打架斗殴、群体性恫吓,用这种方式解决矛盾。
究其原因,外来工与当地人感情上存在隔阂是最根本的一点。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徐国龙想到了一个点子:请民工输出地的干部前来协助管理。
“当时想起来有几个好处。首先是能更多地了解民工的信息。另外,民工有事会找自己的干部,就不会走不正当途径、作出偏激举动了。”
调查结果显示:当地来自贵州遵义的民工最多,有6000多人,其次是安徽临泉和江西永丰籍的民工。
镇党委决定,请这3个地方的干部过来。这个决定引起了诸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并作了周密安排,分管的市委副书记带队去外地考察洽谈,与当地商定派遣正式干部过来,由诸暨提供办公室和工资。要求派遣的干部主要有3类:公安干警、劳动部门干部、计划生育干部。
这个举措也受到对方政府的欢迎和重视:这对他们组织有序劳力输出、实现民工维权都有帮助。当年10月,经过层层选拔,贵州2名干警来到店口,他们有4.5万元年薪,与诸暨当地干部的待遇一样,是他们原来收入的3倍;不久,江西永丰也派遣了3名干部过来,带队的是当地劳动局1名副局长。
“语言差不多,说话能管用”
“这些干部过来后,再没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徐国龙对此效果非常满意。
店口的一些干部这样描述变化:“原来一发生小摩擦,比如被车碰了一下,民工们会立即召人,漫天要价。现在则是一个电话,干警过来依法处理,秩序井然。”
更重要的是,之前因为当地人难以深入管理,在长期的自发处理纠纷过程中,部分外来人口中已经出现带黑势力性质的团伙。外地干部过来后,很快摸清情况,配合公安抓获了首犯,瓦解了黑势力团伙。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诸暨让外来人口同样居多的暨阳街道、大唐镇等采取同样办法聘请外来干部,全市形成一张外来人员管理网。
45岁的邓九洲,原来是江西永丰公安局的教导员。他清楚地记得:“2004年10月28日来这里,11月1日正式上班。”他过来是经过组织选拔、集体讨论的,期限为1年。
店口的永丰老乡有3000多人,邓九洲下去走访,老乡见了他非常高兴,“他们早盼着有人来。”邓九洲说。半年多下来,对各方面情况都熟悉了,现在他打算扩大工作范围,把江西籍打工老乡的事儿也管起来,“一共大约有5000多名江西老乡,语言差不多,说话能管用。”
解决矛盾,主要集中在劳资纠纷,另外还有些习惯上的摩擦、老乡之间的矛盾。以前发生矛盾,民工们有找政府的,有找朋友解决的,还有找社会闲杂人员“摆平”的。后两种情况较多。“现在不同了,99%的事儿都找我。”邓九洲说。
到店口工作后,他主动到老乡聚集多的地方看望,跟着办暂住证的民警一起认人去。一段时间后,老乡就主动来找他了。
一本厚厚的笔录本,记载着邓九洲处理每个事例的时间、经过、结果。他处理的第一个案例的当事人是上溪乡一名黎姓小伙子,因为生产的产品不合要求,老板要求赔偿1000元损失,扣留了他800元工资。他家里母亲病重,几次要钱都未果。
去年底,小黎到邓九洲那里投诉后,邓前去调解,没调解成。这个案例就被转到诸暨市劳动监察部门。“他最后一次来是星期六,骑个单车,还放个能装10公斤左右东西的塑料桶,没讲几句就要走了。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子不对劲。”邓九洲说。拉住他细细一问,原来小伙子准备来问问情况,没结果就去买汽油烧厂房。
“这还了得!我立刻和他一起又去了厂里,做了几小时工作,最后达成协议,800元工资不扣,产品损失赔偿300元。这样才把事情了了。”邓九洲说。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贵州遵义县龙坑镇派出所的干警黄光芒说。贵州在这里共有1.5万名老乡,是个庞大的队伍。他们来之前,由于纠纷多,已经形成专门召集人的“中介”,且性质恶劣:比如解决纠纷,要来1000元,他从中取走500元。
他们过来后,先发了一份《致贵州老乡书》,“两句贵州话一讲就亲热了。”很快,老乡们有事不再找“中介”,直接来他们这里。
23岁的文泽龙是贵州贵定人,来这里已经3年。来找老乡警察的时候,是因为一个要好老乡擅自把厂里的铜块带了出来,不知会被怎样处理。在他看来,本地的警察语言不通,态度不好,而且肯定会偏袒当地人,让自己的老乡吃亏。
“这样的心理很普遍。”黄光芒说。对老乡,他们处理经常很方便,很容易被接受。“只要我们说的,他们都信得过。每月大概有十几起案件,老乡会过来找我们。”
现在,邓九洲已经办过两期法制培训班,每次课堂都挤满了人。他主要就是为外来务工人员讲解基本的法律知识,加强他们依法办事的意识,有了事,要找依据、讲道理。这样的观念,老乡慢慢在接受。
外来干部要成为“移民干部”
贵州来的陈晓星坐在笔者面前,说话条理清晰,有板有眼,像见过世面的人。一问,以前还当过组织者,“召人替老乡维权。”
“有一次老板不付给我们工钱,双方就吵了起来。老板找了10多个人,我们叫了100多人,还动了手。”事情后来解决了,钱拿到了,陈晓星事后想想,觉得还是不划算:“我们老乡也有受伤的,但对方受伤更重,老乡有的被拘留,有的被判刑,最后我们还是吃亏的。”
“老家的干部来了,我们就有了底气。”陈晓星说。“道理讲清楚,做事帮老乡,出了什么事情有地方说,现在觉得很有安全感。他们来了之后,我们没再打过架。”
“我把他们当成兄弟,当成自己的哥哥。看到他们有委屈,我心里会非常难受。”年轻的民警黄光芒说。
到这里之后,他们尽力地帮助老乡们调解事端,化解矛盾,让他们在异乡生活得更好。
在工作中,他们感觉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镇的劳动所没有处罚权,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要以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就向市有关部门申诉,这样就比较麻烦。听说市劳动局将来这里直接设机构,这样以后碰到劳资纠纷问题就好办多了。”
陈晓星在店口已经呆了6年,对这里很熟悉。他现在建筑工地打工,月薪1500元,除去100元房租和100元水电费,加上妻子的工资,收入不算低了。两个孩子还在老家,他准备把孩子带来,到这里上学、落户,“只要老板守信,我供得起他们上学。这里的环境比家乡好多了,我想在这里扎根。”
这个想法和徐国龙不谋而合。“店口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本镇人口,如何使他们在生活、文化、观念上融入,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现在店口正在由镇向城转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外来者会在这里定居,成为店口人。”
去年经初步调查,已经有200多户外来者在店口定居,1000多名适龄儿童在店口上学,其中600多人进了公办学校。
徐国龙说:“求学、就医、居住,都是我们应该为他们考虑的,并要创造条件。”让外来工安心地住下,聘请外来干部的举措不但要继续,还会进一步完善:比如进社区,今后在外来工集中的社区请老乡干部来管理;比如现在的一年一聘形式,变为长期聘任,把家属都带过来,长期留在店口工作。外来干部,也将融入当地,成为新的“移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