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舆论监督：“撑腰”和约束并举

　　如何让舆论监督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在揭露黑暗与丑恶、彰显正义的同时，也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使之更好地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省委近日出台《舆论监督制度实施办法(试行)》，首次对舆论监督进行规范。今后，舆论监督“腰杆”更硬了，约束也更明确了。

　　面对采访，不可随意说“无可奉告”

　　如果个人隐私有被侵犯的可能，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无可奉告，不接受你的采访是我的自由。”但是，如果你的身份是某个部门或单位的负责人或工作人员，那么这句话对你不适用。《办法》明确规定，各地、各部门应当重视、支持和配合舆论监督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开展舆论监督创造必要的条件。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要求？有专家认为，记者采访政府工作人员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媒体，还有媒体背后的公众诉求。媒体记者采访的内容，只要不属国家机密，政府工作人员就有责任通过媒体向公众交代清楚，而无权封锁。也就是说，这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务公开。况且，新闻监督反映的问题，大多是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及时处理这些问题，人民群众就会对党和政府更满意。

　　《办法》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主动与新闻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让大众第一时间获悉有关政务信息，让不法行为止于公开。

　　被曝光后，不但要改，还要公开处理结果

　　经常有市民这样反映，某单位被新闻单位曝光后，怎么还是没有改正的动作？新闻媒体的监督还管不管用？

　　《办法》规定，被监督单位“应当认真对待，调查核实，积极整改，并通过媒体公开处理结果。”那么，如果被批评单位拖着不改怎么办？《办法》提出，相关地方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要担负起责任，不能置身事外，“要督促检查，指导整改工作”。

　　如果被批评单位觉得自己被“冤枉”怎么办？被监督时有没有发言权？《办法》规定，如果“对报道事实或观点有不同看法的，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反映”，但是前提是“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舆论监督工作”，私自“软禁”记者、扣压摄影记者摄像机等行为则严令禁止。

　　用“说情”等方法阻碍批评报道的，行不通了

　　舆论监督难，还难在“说情风”之盛。

　　一些部门单位遇见新闻单位采访，一见“势头不妙”，于是先给记者“塞红包”，企图息事宁人；如果行不通，就想方设法托关系去说情、甚至行贿，以阻碍批评报道，这是时下不少人面对舆论监督时所采用的方法。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总制片人梁建增曾经感叹，“舆论监督的最大困难在于片面的地方保护和部门保护”，被监督者因为害怕大量的舆论压力和随之而来的行政监督，结成利益同盟，想方设法息事宁人，导致“说情风”盛行。于是，记者往往会遭遇这样的尴尬：采访还在进行中，有关领导发话说“到此为止，不要采访了”。

　　《办法》规定，“不得以行贿、说情等手段对舆论监督进行干预”，为舆论监督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

　　干扰记者采访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近年来，记者采访时被殴打、写了批评报道被打击报复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在google搜索引擎中，输入“记者被打”这4个字，相关网页的篇数高达131万个，2003年上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下到普通的地区性媒体，当年引起过较大反响的记者被打事件有30多起。

　　《办法》给记者撑起了“保护伞”，如有干扰记者正常采访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通报批评、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并督促其接受舆论监督；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办法》还列出几种要严肃处理的具体行为，如扣压记者证件和采访设备、限制人身自由、威胁人身安全、打击报复等。

　　记者不能搞虚假报道和有偿新闻，不得介入个人纠纷等

　　在山西“繁峙矿难”事件中，11名记者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放下了手中的笔，失去了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有的记者以“曝光”为要挟，打着“舆论监督”的幌子，为个人谋取利益，敲诈采访对象；还有的记者与他人发生纠纷，在新闻稿件中趁机发泄私愤，或者为了个人的利益，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对他人进行攻击、诽谤……

　　“打铁先要自身硬”。《办法》在为新闻单位和记者“撑腰”的同时，也给记者套上“紧箍圈”：不得歪曲、隐瞒、捏造事实，搞虚假报道；不得发泄私愤，介入个人纠纷；不得收受贿赂、敲诈勒索，搞有偿新闻等，否则将给予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