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浙大年仅36岁的博士生导师何勇不幸病逝，这是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学术明星，他就快要成为数学系第一个“求是特聘教授”了，然而他尚未等到这一天。弥留之际，何勇泪流满面，他最遗憾的是不能养大7岁的儿子。他希望学校能给他调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那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一直想对这个家庭承担的责任。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

　　鲜花、翠柏丛中，安放着浙大数学系年轻博导何勇教授的遗像。昨天下午2时20分，在低沉的哀乐声中，200余名师生默默走进杭州殡仪馆，悼念他们亲爱的同事、敬爱的老师。

　　安详地躺在灵堂中央、年仅36岁的何勇无法听到亲属们哭天抢地、悲痛得难以自抑的哭泣；他听不到瘦弱的妻子撕心裂肺的呼唤；他也再不能拉起他年仅7岁的幼子的手……他这一去，留下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年轻英才早逝的惋惜，还有60多岁的老父、尚未成年的幼子和一个失去了主要支柱的家庭。

　　尽管这几天浙江大学正在放假，但在浙大飘渺水云间的BBS上，仍有众多网友自发地悼念这位年轻教授。近百名师生参与了网上的讨论，大家一致呼吁校方应关注年轻教师的生存环境。这也成为这几天BBS上最热门的讨论主题之一。

　　8月5日上午7时50分，正值本命年的36岁的何勇因继发性肝癌在浙医一院逝世。

　　医生的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不仅使他错过了癌症的最佳治疗时机，还促使病情进一步恶化。

　　聪颖刻苦的何勇让导师自豪

　　昨天告别会现场，姚恩瑜教授始终无法相信跟了她16年的学生兼挚友、那个一向身体很结实的何勇就这么去了，她哭红的双眼投向她的这个得力助手，向他告别时，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紧紧拉着记者的手，微微在颤抖。

　　姚恩瑜教授还记得1989年上半年，当时她任数学系副主任。一天，一位略显瘦小的学生走进了她的办公室，他说他是免试推荐读研的应届毕业生，问她愿不愿意收他作硕士生，那时数学系运筹方向刚起步不久，正需要优秀人才，姚恩瑜教授不禁喜出望外。他，就是何勇。自那以后，姚教授和他在运筹优化学科里共同奋斗了16年，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事，结下了极深厚的情谊。

　　姚恩瑜教授对于这个聪颖而又刻苦的学生十分的自豪，何勇在各个学习阶段都是优秀学生，他的创新思维和研究能力在硕士阶段就有了明显的表现：提前半年拿到硕士学位，在职攻读的博士学位，又在教学任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只用了两年半就获得了学位，当时研究生院甚至还不相信一位在职博士生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毕业。

　　因为生病，他才休息

　　年仅36岁的何勇被视为浙江大学数学系重量级学者，风华正茂的他从2003年1月起，任浙江大学运筹与控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运筹学会常务理事，并在欧洲数学会Zen-tralblattMath任数学评论员。

　　说起何勇的去世，数学系主任刘克峰心痛不已。“2005年上半年，何勇发表了15篇SCI(科学引文数据库检索)论文，数学研究的论文很难，别的人两三年才能发一篇，何勇半年就发了15篇，他的脑力和体能真是处于超透支状态。”

　　今年5月31日，一向身体结实的何勇突然高烧，但是他只是当作感冒，并没有引起重视，6月9日高考阅卷，仍然是由他带领学生。7月5日，经过肺部CT扫描，作了肝脏详细检查后，他被确诊为弥漫性晚期肝癌。

　　自从工作以来几乎没有休息天的何勇，在病中终于决定休息了，他对父亲和妻子说：“我也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休息一下，等这次好了再开始做那些课题。”病中的他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然而他这一次休息，永远也无法再回到他熟悉的讲台了。

　　床坏了也没时间买

　　昨天，浙江大学数学系楼梯口的一个宣传栏内贴着3张公告。一张光荣榜、一张讣告以及一张关于为死者家属捐款的倡议书上，无一例外地写有“何勇”这个名字。

　　8月9日傍晚，浙大求是村何勇的家里，前来吊唁的亲友拥挤在何勇原本就不宽敞的家里，60平方米的屋里只是简单装修，显得有些简陋。何勇教授书房三分之二的空间都被书霸占了，家里最高档的电器就是一台电脑，何勇经常是一边吃饭一边对着电脑看。

　　这个清贫家庭的卧室里没有床，一张席梦思就直接铺在了地上，何勇的小妹何玲对记者说：“哥哥原本打算今年要搬新家，为了省点钱，准备到那时再买。”

　　何勇的父亲说，其实床在1998年何勇搬进来时就已经坏了，但是何勇一直没有添置，因为老父亲身体一向不好，每月数百元的医药费都是何勇在承担。“不仅是没有床。”何勇的亲属指着卫生间的门对记者说，“你看这门都已经坏了这么大一个洞，他也是一直坚持能将就用就用吧。”

　　何勇尚年幼的儿子飞飞对于父亲的去世并没有太多的概念，“只是爸爸再也不能带他去食堂吃饭了”，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跟他提起。

　　用爱心关怀和呵护去代替父爱

　　据何勇妻子回忆，弥留之际，何勇泪流满面，他最遗憾的是不能养大7岁的儿子。他希望学校能给他调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那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一直想对这个家庭承担的责任。在读研究生林凌不禁潸然泪下，“应该为何老师家属做点什么。”她说。令她欣慰的是浙大数学系已经行动起来，在系主任刘克峰教授的倡议下，数学系决定建立“何睿飞爱心捐赠”专门账户。在8月6日上午的系主任办公会议上，系主任刘克峰教授已经率先带头捐了一万元。

　　鉴于何勇家庭十分困难，以后的住房、孩子上学等都会遇到困难，数学系“何睿飞爱心捐赠”倡议书写道：“用我们的爱心关怀和呵护去替代孩子已缺失了的父爱，让何睿飞和所有的儿童一样健康成长。”

　　立法保护“过劳死”相关权益尚难操作

　　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身体健康的重要，但我们还是看到一个个中青年知识分子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仅使学术界痛失英才，也使他们的家庭失去了一个顶梁柱。为此，有专家曾呼吁对“过劳死”进行立法，以保障劳动者相关权利。杭州市劳动保障局政策法规处工作人员尹志告诉记者，“过劳死”属于医学范畴的用语，目前还不能作为劳动部门鉴定劳动强度的一个标准。全世界只有日本把“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劳动保障制度，但对“过劳死”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对“过劳死”的国家补偿机制不健全。

　　“过劳死”的共同特点就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精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过劳死”发生的根子在相关制度设置、社会建构等方面，因此，必须在制度建设上作出努力，抑制“过劳死”过度蔓延。浙联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戴和平告诉记者，“过劳死”这一名词在法律上没有相关的定论，国家也没有相关的补偿机制。从立法角度对“过劳死”及其工伤认定很难，法律只能从根本上保证劳动者的劳动权与休息权，法律无法限定其参加社会竞争，也无法避免其遭遇生活压力。过度劳累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直接导致死亡的一个病因，而是加剧病情严重的一个催化剂。由此而产生积劳成疾的现象，是公还是私很难判断。有的人本来就有疾病征兆，是否工伤也就很难认定。但如果明知当事人有重病或身体情况有恙，单位还要求其坚持工作，不让请假，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过劳死”就承担一定的责任。

　　同样，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叶宏伟认为，从立法角度上讲“过劳死”没有什么可操作性，也不是立一个法规所能解决的。但作为具体单位负责人，应该把配套政策做好，尽量免除其后顾之忧。特别是一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单位，要善待中青年知识分子，从精神和物质上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当劳动强度损害到他们的身心时，也要给予适当的补偿、奖励，并改善他们家属的生活条件，做到“以人为本”。虽然对于过劳死没有法律上的约束，但我们还是需要“道德上的法律”，在确保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要更多地为他们的身体着想，强壮的体魄才是革命的本钱，较为有效的措施就是坚持认真的年度体检，而不是流于形式的走马观花型的体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