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居住”已近10天
近10天来,梅益志家人满为患,拿不到工钱的老乡和熟人每天都来“值班”看住他。梅益志说,他确实掏不出25000元来付大家的工钱,他也不会溜走,大家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记者称呼他为“包工头”,梅益志总要纠正记者的叫法,他说自己不是“包工头”,不知怎的被戴上了这顶“高帽”。来北仑打工7年的梅益志是两个孩子的父亲,靠他到处打零工,一家人温饱无虞。几个月前,他原先干活的某港埠公司找不到民工卸货,一负责人让他叫些老乡帮忙卸货,就这样,梅益志叫上18个贵州老乡和4个四川人到码头作业,从9月9日到10月29日整整干了50天。
38岁的四川人周昌林告诉记者,他从梅益志那里拿到了前20天的工资900元,后30天的工资1300元一直没拿到手,他每天跟着梅益志,想一拿到工资马上回家过年。周昌林叹了口气说,其实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拿不到钱,那是一个比拿不到工钱更悲惨的故事。
“没小梅借钱我早瘫了!”
一间空荡荡的屋子,一个灶台、一张床,尿壶倒在地上……32岁的贵州人谌英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地看着屋顶。妻子小杨告诉记者,谌英10月3日在船上作业时,从2米多高的地方摔到甲板上,卧床已有两个月,为照顾丈夫,她把月薪700元的工作辞了。小杨在指给记者看丈夫腿上的伤势时,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谌英说,当时他的大腿骨粉碎性骨折,只有小梅能从公司借出钱,小梅向公司借了35000元,老乡帮着一起凑了15000多元,这些钱给他动手术都花光了。后来,公司就把大家的工钱25000元都扣下了。
这对小夫妻担心的是,如果三个月后伤势没有完全好转,还要做一次植骨手术,这笔巨额医药费该怎么办呢?周昌林说,小梅借钱救人是被逼无奈,人心都是肉长的,总不能看着谌英瘫痪。不过眼下20多人工钱没着落,又该怎么办?难道谌英受伤,公司一点不用负责吗?
记者陪民工走上讨薪之路
周昌林告诉记者,工钱一共25000元,逼死小梅也没用,只能想办法去向公司要,他和老乡去过北仑区劳动监察大队,答复是要提交劳动仲裁,但听说仲裁费每人要300元,吃不消。
昨天下午,记者和周昌林来到北仑区社会和劳动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胡队长告诉我们,他们对事情做了初步了解,此事焦点在于受伤民工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劳动关系,应算作工伤,适用《劳动法》;如果是劳务关系,那只适用普通民事赔偿。因为涉及劳动、劳务关系区分,在职能上无法由劳动监察大队解决,只能提交劳动争议仲裁。
胡队长告诉记者,《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一旦与民工确定劳动关系,必须为他办理工伤保险。胡队长告诉记者,其实公司负责人曾叫梅益志申领执照,梅没有做,后来公司让梅拿出几万元当押金,也是害怕出现民工作业伤害。由梅益志这样没有承包资质的“自然人”组织劳动团队,企业也存在法律风险。
北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公室的梅科长告诉记者,仲裁的关键同样是受伤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仲裁费300元属预付,劳资双方谁输谁来付,民工可通过申请得到一定减免。
“以成本论,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是最省时、省心的办法,上法院打官司是最后一着棋,那会增加很多额外成本。”浙江凡心律师事务所的吴克汀律师告诉我们,像这起民工官司,案件受理费、标的费和其他开支,收费达到实际赔偿额的20%是很正常的。
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来,周昌林对记者说,他明白了,闹到如今这种尴尬的地步,主要是自己到底在给谁干活都没闹清楚,法律和政策对民工讨薪有很大程度关照,关键是自己了解不够。他告诉记者:他们准备第二天让谌英的老婆带上相关证明来申请做工伤鉴定,如果结果不利,只能考虑申请仲裁,上法院打官司好像不现实,毕竟那笔律师费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