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瑞的故事表明，民营资本的整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非资本的简单拼凑和概念的炒作那么简单

　　2006年1月中旬，温州市政协副主席、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正忙于在当地的“两会”上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建言。而由其作为轮值董事长的、有“中国民营第一财团”之称的中瑞财团也正陷入到一场舆论漩涡之中。

　　遇挫“曼哈顿”

　　“中瑞·曼哈顿”，这个中瑞财团成立后最大手笔的地产项目，于1月6日因“话题无法回避，老百姓关注度高”等理由，成为由当地媒体举办的“2005年度温州十大流行词评选活动”的候选词语之一。

　　2004年11月8日，中瑞财团下属的中瑞房产在温州江滨路造船厂的土地拍卖会上，以15.3333亿元夺标，这个价格比7.7亿元的招标起始价高出了近1倍，同时意味着此地块上的“中瑞·曼哈顿”项目的成本价格至少在12000元/平方米以上。而中瑞称该楼盘首期售价暂定为2.1万元/平方米，这也使得温州的房价在瞬间被抬高了不少。

　　对于这个地块的土地出让金，根据中瑞与当地政府的合同规定，可以实行分期缴纳。首期25%款项2005年1月6日缴纳；5月8日再缴纳总款项的25%，其余50%在9月8日付清。

　　但是，就在第二次付款日到来之时，中瑞并未能如期支付，而这直接引发了市场对其资金链的质疑和担心。后来经温州某领导批示，缴款时间延期至7月8日。

　　然而，直到2005年11月，温州市国土局公布的20家拖欠政府地价款开发商名单中，中瑞仍赫然列在首位，仍有7.6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未缴纳。

　　这与中瑞成立之初的“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4年4月，当时52岁的郑胜涛联手奥康、法派、国光地产等8家温州大型民营企业的掌门人，整合出中国民间第一个“财团”性质的控股公司。对于这9家任何一家都身家上亿的民营企业而言，中瑞财团当初“运作资金超过100亿元”的目标似乎并不难实现。而按照郑胜涛当时的设想，中瑞财团背后尚有千百亿元的温州民间资本。

　　“以金融资本为支撑、实业为基础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是中瑞经营战略，我们渴望非公经济早日进入国家鼓励支持的‘非禁即入’垄断领域，包括非银行的金融业。”郑胜涛当年的构想很宏大。

　　然而，筹建银行的设想很快被监管部门否决。接下来，房地产信托融资受阻；“新建温州泰顺抽水蓄能电站”“温州鹿城环保污水处理”“与世界500强法国欧尚集团的合作”等投资项目不了了之；“中瑞·曼哈顿”项目半死不活……在困境中风雨飘摇的中瑞财团，俨然已经成为民间资本整合失败的样本。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尴尬状况的出现？

　　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中瑞副董事长、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振滔曾明确向媒体表示，中瑞财团不会向银行谋求大量的贷款，民间借贷市场才是主要的筹资渠道。

　　但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本刊，中瑞财团所谓的整合和融资渠道是两个：即银行授信贷款和民间借贷，其初始阶段更倚重前者。但是令中瑞财团意想不到的是，当时温州各大商业银行承诺授信100亿元资金非但没有兑现，在宏观调控中银监部门反而将中瑞财团及组建财团的9家企业都纳入其严格监管范围。

　　至于说民间借贷渠道的通畅，则有赖于好的项目吸引。“其实中瑞财团也想过寻找各种项目的经营，但不是准入有问题，就是需要的资金过大，最后发现还是房地产是最适合的项目。”这位业内人士说。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尹中立据此曾著文称中瑞财团实质沦为了最大的“温州炒房团”。“现时的困境是，虽然中瑞每个股东都有能力筹集到几亿元的资金，但房地产新政实施之后，谁也不愿意去做只赔不赚的项目。“中瑞·曼哈顿”的虎头蛇尾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某中央媒体驻温州记者向本刊透露。

　　“从中瑞财团的成立时间来看，当时温州炒房团风靡全国，因此并不排除中瑞财团成立的初衷就是趁势炒一把。”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说。而事实上，中瑞财团的前身的确也是由当时30多家地产企业组成的所谓“温州房地产沙龙”，后来其中的9家企业参与组建财团。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吴晓波则向本刊指出，温州人做财团的概念本质就是想融资，温州人对土地等资源性的东西很有感觉，很喜欢拿概念做事。“财团本身就是一个边缘的概念，类似于国外的投资基金，但只是拿到本土来套用了一个概念。”吴晓波说。

　　因此，吴晓波认为问题在于：温州的这种财团，第一，缺少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因为它没有变成现代理财公司的概念；第二，他们对投资本来就一窍不通。

　　被郑胜涛招聘而来的中瑞财团第一任总裁杨新泉在离开后就曾坦言，当初加盟中瑞，是因为中瑞当初设定和宣布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这么一个前提。“但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杨新泉对本刊说。

　　对此，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刘光起分析指出，财团也是公司，就应该有明确的产权关系，治理模式，并非仅几个股东的热情、交情就可以成事，必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这些公司)只注重项目，不注重内部结构，尚未建立决策机制、操作机制，运作模式也没有成型。”刘光起说。因此，中瑞财团要走出困境，必须在管理体制上与国际接轨。

　　出路：接受“招安”？

　　2005年12月16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带着180多个北京国有资产和高新技术项目到温州推介。其中包括路桥公司、水产公司、城建集团和三元集团等一批北京知名的老字号企业。这吸引了55家温州民营企业的目光。

　　北交所之所以看重温州民间资本，主要是因为温州的民营资本力量相对雄厚。“我们并不认为温州民间资本是投机的。”北京市产权交易所负责宣传的丘姓女士告诉本刊记者。

　　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向本刊分析指出：“这应该是最后的晚餐了。温州企业家急需通过产权运作，进入实业。”周对本刊记者说，此前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温州商人，由于找不到好的项目去长期投资，只能搞炒房、炒煤这样的短期炒作。“现在国有企业愿意放下身段吸引民间资本，这将是温州民间资本的一个新出路。”

　　有意味的是，浙江政府也似乎在为这种转型做政策上的支持。2005年12月9日，浙江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送审稿)》。

　　本刊接触到的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浙江省政府出台的这个《实施意见》，在表明对饱受争议的民间资金的态度同时，着力于尝试如何让其操作更符合常规的做法，即把这些无序流动的民间资本，纳入到秩序之内。

　　外部体制环境的向好及新一波产权投资的机会，能否为陷入整合困境的温州民间资本提供一个制度性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