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雪岩籍贯的归属，学界内外的争论向来颇为激烈。近两年，这一争论又风生水起。

　　我根据新发现的清代徽州文书稿本《南旋日记》，在《文汇报》发表文章，认为胡雪岩的籍贯是绩溪毋庸置疑。本以为以第一手的新史料之发现，可让这一争论尘埃落定。却没有想到，竟有人对《南旋日记》的真伪存在质疑，认为日记作者很可能不是清代人，而是一个对古建筑完全不了解的现代人。难道是有什么人在伪造历史文献？兹事体大！看来，学术问题再小，态度都必须认真。这的确是个不得不予以辩明的问题。

　　胡雪岩究竟是“杭州人”还是“徽州人”的争吵，源于对现籍和祖籍的不同认识

　　红顶商人胡光墉字雪岩，为清同治、光绪时人。胡雪岩长年活跃于杭州，关于其人源出何处，向来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其人原籍徽州绩溪胡里(即今湖里村)，后迁往杭州。历史学家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甚至径直写道:“胡光墉(1823-1885年)，安徽绩溪人。”与此同时，也有一种看法认为，胡雪岩应当是杭州人。其实，争论的一个症结在于如何看待现籍与祖籍的关系问题。譬如，一些方志、文集和奏折记载乾隆时代的大盐商江春是扬州仪征人，为扬州盐商，但江春作为著名的徽商却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常识。这些，都牵涉到徽州人的现籍和祖籍的问题。

　　明清以来，徽州是个移民高输出的地区，徽商的如日中天以及徽州文化的繁盛，使得许多徽州移民对于桑梓故里，有着异乎寻常的自豪感和强烈的认同感。在这种背景下，祖籍与现籍一样受到徽州人的高度重视。民国时人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摘录了北京歙县会馆中的题名榜，其中专门注明那些进士的现籍所在，而这些进士，其祖籍无一例外均出自徽州。关于这一点，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在他的名著《明清社会史论》中也曾指出:“徽州府、县方志的编纂者做了大量工作，将官方注籍徽州获取功名者和寄籍他府考中进士的人加以区分——这是因为徽州是一个移民异常之多的地区。但是其他许多方志却没有作这种重要的专门性区分。”可见，对于祖籍和现籍的关注，是明清徽州一府六县极为显著的特色。对于一般的徽州人而言，祖籍与现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祖籍认定的关键:当事人及其后裔是否具有祖籍认同感和乡土意识

　　十多年前，撰写了一篇不到五百字的小文《胡雪岩及二牛“籍贯”》，其中谈到明清徽商祖籍和现籍的问题，首度涉及胡雪岩的籍贯之争。当时我指出，在谈及中国人的“籍贯”时，首先应区分究竟指的是祖籍还是现籍。按照我的看法，说胡雪岩是杭州人还是徽州人都没有错，关键在于说话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对此，有人曾提出疑问——既然有祖籍和现籍之分，那么，迁居多少年(或多少代)后还可以算是祖籍？多少年(代)后又可以不算了呢？否则，岂不是人人的祖籍都可以上溯到中原？上溯到华夏先祖？

　　这个问题问得的确很好！其实，关于祖籍，这不是一个可以纯粹用多少年或多少代来计算的问题，而关键在于当事人及其后裔的祖籍认同感及其乡土意识。所谓祖籍认同感，是指他们是否强烈认同于迁出地的桑梓故里。而乡土意识则表现为他们是否与迁出地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在侨寓地是否有同乡之间的密切来往，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保存着迁出地的风俗习惯，以及侨寓地社会其他人群对这批人的看法，等等。

　　安徽绩溪胡氏有四个不同的分支，即龙川胡氏、金紫胡氏、明经胡氏(李改胡)和遵义胡氏。胡雪岩的一支属于绩溪胡里的明经胡氏，对于胡里这一祖籍地，迁居杭州的胡雪岩有着明显而强烈的认同。这从当时发生的一场官司诉讼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胡里邻村，为周、王二姓所居，名中王村，村中之庙称中王庙。在庙前有胡姓祖墓，距离庙门二十余丈。为此，周、王二姓与胡氏纠纷不断。光绪八年(1882年)王姓重塑庙内九相公等像，但胡姓提出，“中王”是胡姓祖先在宋朝的封号，而不是普通的地名，以此彰显胡氏的产权；而王氏则认为“庙以村名，村有王姓，故名中王村，亦名中王庙”。双方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在这场耗时近十年的官司中，胡里人利用胡雪岩的名势，与上庄胡氏(包括胡适先生的族叔公胡贞照、四叔胡介如等人)一起，与王姓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胡雪岩对于绩溪胡里有着强烈的祖籍认同，否则，他何以需要在绩溪中王庙的诉讼纠纷中出头越控？

　　除了胡雪岩本人外，其后裔也有强烈的祖籍认同。2004年，胡雪岩曾孙胡文莹曾亲笔写下《关于胡雪岩籍贯的一点说明》:“我叫胡文莹，是胡雪岩的嫡曾孙，我父亲叫胡渭卿，母亲叫章芝仙，都是安徽绩溪人。”这些，也同样可以作为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的佐证。

　　更为重要的是，早在胡雪岩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到访胡雪岩芝园的徽州人，就已经证实他的祖籍出自徽州绩溪。

　　稿本《南旋日记》并非赝品，它是胡雪岩祖籍究竟何处的早期证言

　　去年，我在皖南收集到一册徽州文书稿本《南旋日记》，其中有一段有关胡雪岩在杭州所建园林的记载，这是考证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最为过硬的第一手资料。据此，我在《文汇报》“笔会”上发表了《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该文首先引证了《南旋日记》的记载:

　　(乙亥十月)初六日，……章君谈及胡氏花园，飰罢，即嘱韶五兄偕余及禹翁、矩兄、其兄进城往游。园名芝园，主人名光镛，字雪岩。未至门，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至门，韶五叩问阍者:胡姓师爷可在内？阍者答以在家，并指点其住处。旋至大厅，胡君出见，是绩溪人，为雪岩侄辈，人甚朴诚，坐谈片刻，即嘱价带游芝园。

　　对于上述的这段记载，我分析管园的胡姓师爷为胡雪岩的侄辈，“是绩溪人”，仅此一点，即可反映胡雪岩的生平来历。作者走进芝园，“见石板阔而且洁，大有吾乡景象”，所谓吾乡景象，当指明清以来徽州城郭乡村中常见的大石板路面，这种特色迄今仍体现在徽州的街衢巷陌间。另外，园内建筑“过于雕琢，近乎洋人格局”，可见，这个耗资百万两的芝园，应是融合了徽派与西式元素构建的江南园林建筑。

　　文章刊出后，《文汇报》“笔会”即收到杭州历史博物馆的高念华研究员的争鸣文章，对《南旋日记》的真实性，及其芝园是徽派建筑提出质疑。为此，在这里略作几点说明。

　　在我的考证中，《南旋日记》提及的胡姓师爷为“绩溪人”才是立论的重点，建筑则并不是重点。就胡雪岩的芝园而言，我从来没有说过芝园完全是徽派建筑，但在《胡雪岩籍贯之争当可尘埃落定》一文中，我根据《南旋日记》中清人的描述，判定胡雪岩的芝园“应是融合了徽派与西式元素构建的江南园林建筑”，这一基本判断并没有任何问题。

　　笔者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及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以一己之力，在皖南陆续收集到数千册的徽州文书抄本、稿本，其中不乏珍稀的历史文献。对于徽州历史文献，以我粗浅的知识积累，大概还有一点起码的判断能力。在皖南，单张的契约或会有赝品，但我还从来没有发现现代人有能力无中生有地臆造出一部明清时代十数万字的文言历史文献——这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常识。

　　其实，祖籍徽州，现籍杭州，这样的学术结论丝毫无损于绩溪与杭州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新安江的血脉贯通，促成了明清以来人群的流动和地域文化的交融，这本是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方面的通识。有容乃大，或许这才是人们超脱狭隘地方利益所应有的胸襟，也是我们解决胡雪岩籍贯之争本应具备的理性态度。(作者为复旦大学地理历史研究所教授)

　　关于胡雪岩的籍贯归属问题，本文作者在《稿本〈南旋日记〉与胡雪籍贯之争再探讨》(《徽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一文中做了详细考证。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