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育银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慈溪的一个小伙子来找他治肺结核病，家里做木材生意的，收入不错。小伙子一住院就找了他四五次送钱，都被他谢绝了。做支气管镜检查的前一天，小伙又来了，打了招呼看样子肯定是不放心第二天的检查，就先让他把钱留下了。小伙子走的时候，表情放松了许多。

　　小伙子前脚刚回病房，朱育银后脚就出门把钱交到了住院部的缴费窗口，作为该患者的预缴费用。几天后，小伙子准备出院时突然问朱育银：朱医生，真奇怪了，住院部好像少收了我500块钱。

　　“我和他说，钱没少付，还要算上那个‘红包’呢！”小伙子这才知道，朱育银是为了让他放心养病，假装收下“红包”的，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过，只有当医生真正转变角色，才能更真切地体会送红包时的复杂心情。采访中，一位医生向记者说起了自己给别人送“红包”的经历。

　　两年前，这位医生的父亲在某大医院住院开刀。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手术风险比较大，她动用各种关系找到了主任级医生亲自为父亲主刀手术。手术前一天，她还是不放心，到处打听“行情”，托熟人一一给主刀医生、麻醉师等人打了招呼才安了心。

　　父亲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而她却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挣扎。“后来我自己反省，以前碰到有病人家属送‘红包’，自己还怪他们何必多此一举，责怪他们不相信医生。现在，自己经历过才知道病人那种无助的感觉，送‘红包’是因为病人找不到心理的慰藉。”

　　从那次以后，这位医生开始学会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每天，她都要去病房转上两圈，和患者们聊聊病情以外的事，了解他们最担心什么、最需要什么。在她负责的科室病区里，她要求其他的医生、护士每天也必须到病房与病人像朋友一样沟通交流。

　　“前一阵子，一位50多岁的刘大妈来住院，得的是慢性肝炎，我看她心理压力很大。住院的25天里，我就天天拉着她聊家常，说家里的儿女多孝顺，说治疗情况很正常。出院前，刘大妈悄悄地拉着我的手说：医生啊，我终于可以不用靠安眠药睡觉了。”

　　比“红包”更珍贵的东西

　　在宁波市传染病医院，每个季度陈佩都要做一项非常繁杂的工作：在出院病人中抽取一定比例进行问卷回访，调查医生是否存在收受红包情况。

　　一般，陈佩会选择那些有详细住址的病人做回访。为了保护病人隐私，医院用的是白信封，每一封寄出的信封里，陈佩还会细心地放进一张邮票，“这样回信的时候就不用再花钱了。”

　　问卷回访做了4年多，在“是否曾送红包”一栏里打钩的陈佩发现过一封。“当时大家都吓了一跳，马上找来病人的主治医生了解情况，医生坚决表示没有收过红包。后来我们赶到慈溪，在村里找到了这位84岁的大爷，大爷说自己不认识字，问卷是让村里便利店的老板娘填的，乱打了几个钩就寄回来了，没想到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

　　不过，在一些医生眼里，他们收下的，是比“红包”更为珍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