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没有实行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同样的产品，例如问题笔记本电脑，在美国就可以向日本公司索赔，公司不得不赔偿；而在中国，它就可以不赔偿。

　　“苏丹红”事件的风波渐渐平息，人们对于召回制度的思考却没有停止。

　　当时，桐乡共召回了近10吨“涉红”酱腌菜。其中大部分的企业主都像顾建兴那样，愿意配合监管部门的工作，实施主动召回。但由于当时形势紧迫，质监部门都开具了“责令召回通知书”，使得此次召回凸显了强制的色彩。

　　在质监部门工作了十几年的郭建强总觉得，在这次收效良好的召回行动中，缺了点什么。

　　一个让人遗憾的事实是，在食品质量安全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我国一直没有出台强制召回不安全食品的相关法规，对于不安全食品的防范和处理，缺少“实施细则”。

　　郭建强认为，在一度成为舆论热点的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中，如果我国现行涉及食品卫生、安全的法律法规，具有对问题食品召回的明确规定，雀巢公司早就该毫无遁词地实施召回，而不是一再推卸责任。

　　这样的遗憾，同样存在于其他领域。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我国没有实行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同样的产品，例如东芝笔记本电脑，如果质量有问题，在美国就可以向日本公司索赔，公司不得不赔偿；而在中国，它就可以不赔偿。

　　促使桐乡完善食品召回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现有的法规，对企业的威慑力有限，不足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权。

　　目前，作为质监部门行政执法依据的《产品质量法》，对制售不安全食品的生产加工企业规定的处罚额度，仅为产品货值的1至3倍。处罚力度不够，也被业内人士视作不安全食品屡见不鲜的诱因之一。

　　据介绍，由于我国法律通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一旦权益受到损害，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想向企业讨个说法，非常困难。选择“忍气吞声”的消费者，无形中又助长了企业的侥幸心理，形成恶性循环。

　　今年发生的“红心鸭蛋”等食品安全事件，虽然没有波及到桐乡，却坚定了桐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防患于未然”的决心。

　　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由该局制订的《桐乡市食品生产企业不安全食品召回管理办法(试行)》初稿出炉；11月16日，嘉兴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监管处、桐乡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等单位对“办法”进行初审；随后，桐乡市人大对“办法”进行了审查；12月11日，桐乡市人民政府向各镇乡、街道、部门、单位，转发了该“办法”。

　　继广东、上海等省市的探索之后，召回制度，在浙江出现了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