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观念之变——从大棚车到春运不涨价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为了应付民工潮，铁路部门曾经开过一种由货车改装成的棚客车。人们管它们叫做大棚车。黄回生告诉记者，就是这种棚车，里面还是人挨人，往往还没开车，就已经有人因体力不支晕倒被抬下车。“那时候计划经济的味道还很浓，只要把人运走完成任务就好，哪管人坐得舒不舒服啊。”

　　“后来有了绿皮车，又有了空调车，车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以前那种夹杂着脚臭、体味的气味，渐渐没有了。”自从1996年之后，火车开始提速，铁路也开始了5次自我革命，现在的开行时间大为缩短。

　　在今年32岁的杨建军眼里，如果说火车的变迁让他每年一次的长途迁徙不再那么遭罪，今年春运不涨价的消息更让他悄悄地舒了一口气。“车票不涨价了，省下的钱可以给妈妈带件新衣服呢。”在杭州临平一家箱包厂做修理工的杨建军是贵州遵义人，在外打工7年。从广东到宁波，再从宁波到杭州，杨建军称之为“漂”。

　　“过年了，家总是要回的。”杨建军说，前几年，回家要几个老乡一组，轮流到几个售票窗口买票，有时候甚至要排上好几个通宵。从2004年春节开始，他们第一次不用自己买票。“早就听说春运车票难买，那一年很幸运，是工厂给我们订的火车票。听说现在火车站也会提前开始预先发售民工团体票呢。”

　　尽管如此，每年春运涨价仍是杨建军们心头的痛。“一年就一次，多花就多花点吧，谁让咱中国人多呢。”杨建军们每每这样自嘲。“今年好了，终于不涨价了，看样子铁老大也越来越人性化了。呵呵。”在城市里漂了7年的杨建军很为自己想出了这个新词而得意。

　　这些变化，在杭州火车站工作20多年的售票员方萍萍脑海里，同样记忆深刻。

　　1991年开始，方萍萍调到售票窗口工作，那时候城站售票窗口一共才16个，另外还有武林门和浣纱路两个预售点。高峰时候的队伍可想而见能排多长。

　　“现在城站的30个售票窗口已经全部开起来了，全市还有27个代售点，这几天我们打算把北大厅也开出来，那样的话春运期间杭州的售票窗口一共有97个，跟20年前比一比，翻了十倍都不止。而且现在学生票、民工票都可以预订团队票了，让回家的路走得顺畅些，我们也高兴啊。”

　　春运心情之变——河南成了老家杭州成了家

　　河南小伙子陈松涛10年前来杭州的时候才15岁，家乡的窘迫让他早早出来闯荡。在外打拼，即便这一年过得再艰辛，春节到了，不管离家多远，还是要回家过年。今年自然也不例外，能和陈松涛认识，也是因为陈松涛向本报打听春运火车票的事。

　　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依然带着想回家的急切，尽管如今25岁的陈松涛已经在杭州灯具市场有了自己的店面，生活也比普通打工者多了份富庶和安宁，可是，思乡的情绪依然没有变。

　　出外打工的第一年春节，赚了点小钱的陈松涛“荣归故里”，特意借了密码箱，买了杭州特产“西湖藕粉”和一些桂圆干、荔枝干回家过节。他说，那时的火车到洛阳要24个小时。人挤人一路熬过来，到站的时候，是不由自主地往下涌。

　　“不知道是箱子太满了，还是被挤的关系，密码箱居然就嘭的一声破掉了，里面的东西都撒了一地。幸亏，那时候已经到站了，与能安全回到家相比，这实在是个小意外。之后，我就这么抱着大包小包回去了。”

　　10年来，最大的感触是，陈松涛的观念变了，他从原来的那个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有想法有胆识的新杭州人。

　　“我也跟这个时代接轨了。学会上网了，老婆还是在网上认识的呢。拿钱回家，轻松地带张银行卡就足够了，不用再严严实实地缝进棉毛衫里。”陈松涛还告诉记者，他今年把堂弟也从老家带到杭州来，现在正帮着照顾店里的生意。

　　10多年来，发生在陈松涛们身上的变化确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陈松涛，经过10年的闯荡，他已经在杭州站稳了脚跟，对他来说，10年春运，河南家乡的家，已渐渐变成了老家。他的新家正渐渐在杭州扎根。

　　陈松涛们正在成长，成长的过程自然不会一帆风顺，有泪水也有痛楚。他们把接受下来的越来越多的新观念、新思潮带回了家乡。他们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对家乡的反哺。尽管有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不太明白他们的经历会给家乡带来怎样的变化，可是他们心里的那种意识，已经开始萌芽。就像陈松涛留给记者的印象一样，他脸上的那种自信，那种从容，可以感染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