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外是泛绿的广阔田地,齐整的田间林木,远处是马群,空气里是乡间的味道。房间的墙上挂着各式德国的老农具,一排排简易的木座凳,后排五六只硕大的啤酒桶……瓦伦,不莱梅附近的一个小镇,一座典型的社区礼堂,简朴,而充满艺术的感觉。今天,木结构的梁柱上挂着两盏中国灯笼,木舞台上飘着中国红缎,门边贴上了中国大红色画着“飞天”的音乐会广告。
黄昏的暮色中,三三两两的德国人向这边走来。他们渐渐坐满了整个乡村音乐厅。
门口,不少人在中国音乐CD展销台前流连。一位老年男士一下子买走了近十张,他说,买回去是为了卖给不莱梅的中国人。他笑起来,在德国卖中国货。
今晚的演出,门票30欧一张,500多人的剧场,几乎全满,你可以算一下音乐在德国的市场价值。
卓琳是留德的中年女士,她来自贵州,她说,去年的中国新春音乐会她没来,但邻居来了,听回去以后向她夸了一通,所以,今天自己就赶过来听。她说,德国乡村和社区有许多这样的正规音乐会,几乎每一个月都有好几场,听音乐是这里人的习惯。
她穿了一件黑底绣红花的中式服装,她觉得很美。她指着那些德国人,告诉记者,他们平时都穿得很随意,但像这样看演出的日子,他们穿得比较讲究。
记者顺着她的手指,看到一位金发老太太穿着类似中国清代的妇女服装。那就是她心目里的中国打扮?记者还看到不少外国人拿着中国的国旗,在座位上好奇地打量台上的那些二胡、琵琶和竖琴。
当《茉莉花》在这乡村的音乐厅里响起来时,记者发现音响的音质很好。与先前在其他城市的演出一样,掌声响起来。演员在掌声中让音乐进入状态。
著名笛子演奏家蒋国基演奏完毕,连连向懂音乐的观众致谢。他对记者说,在欧洲演出,最大的感觉就是台下有情绪的回应,这里的观众音乐素养高,他们是真的在听音乐,作为演员能感觉到这种演出者与倾听者的默契,能沉浸进去,感觉演出效果和国内很不一样。
那么国内又是怎么样?蒋国基说,在国内,我演着演着,看一眼台下,我自己都会心急躁起来,没有这样的倾听氛围。
即使是像宋珊瑚这样才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演员,她也有类似的直观感觉。这位在舞台上激情奔放的亮丽女鼓手说,在海外的舞台上演出,觉得台上台下情感是互动的,表演就很过瘾。
记者问蒋国基,从这里演完后,你回到国内,会不会感到无奈?
他坐在不莱梅的剧场里,抚着手里的笛子,有些沉默,他说,无奈。
那么,在国内这些年有点边缘化的中国民乐,是不是在国外将拥有它上佳的倾听者?
就如有人所言“研究敦煌在国外”,将来倾听民乐也在国外?
民乐团的乐手们在演出间隙也在交流这样的问题,他们说,国外有倾听音乐的氛围,首先是因为他们有音乐教育和听音乐会的传统,这是日常生活中的盛事,他们有对音乐的仰望心;其次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比较从容,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了艺术生活的空间,确实人除了工作赚钱,还得有自己的文化生活。
这样的心态当然得利于物质的繁荣。是不是我们的艺术欣赏无法掠过这样的阶段?
如果说艺术是人在有钱以后的需求品,那么问题接踵而至:虽然我们现在比不上德国人有钱,但我们总比以前的自己有钱了。当那些流传久远的传统音乐在剧场里回旋时,你会想到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未必比现在富裕,但它们却成为那个时代被推崇的精神产品流传下来。或许,社会群体对精神产品的需求未必就与富裕程度直接划等号。物质的丰匮,未必就是文化丰匮的理由。
记者问在港台地区享有很高知名度的笛子演奏家杜如松,我们处在转型时代,社会心理被物质欲望和焦虑席卷,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表演者,是不是不太幸运?
杜如松说,人对艺术的欣赏是对演出者艺术能力、对他代表的文化内涵的整体感受,我们的民乐如果连自己都打动不了,那怎么可能打动别人?他说,我们在海外演出,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怎样用自己的民族元素创造出真正的优秀曲子。他说,至于国内观众,我寄希望于时下中国成千上万的琴童和他们的家长,他们和我们在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