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的赚钱本事天下闻名，而江浙一带素来“藏富于民”，地下金融十分发达，而民间的拆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问题。从温州炒房团、炒煤团、搞实业，到义乌的商铺经营，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在高额回报背后，民间借贷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实例解读三：“垄断福利”撕裂社会

　　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戴仲川告知记者，很多年前，他的老家就流传说“一人在税务，全家都致富”、“银行加证保(证券、保险)，两电(电力、电信)加一草(烟草)，石油加石化，看门也拿不少。”戴说，这种说法虽不尽准确，但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偏高的事实。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保育均也说：“现在到一个地方去，哪些房子盖得最好啊？看得很清楚嘛，他们除了工资高之外，更主要的是其他各项分配，各项隐性收入高。”

　　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高到什么程度？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的描述，其工资是其它行业平均水平的2至3倍，加上工资外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收入则更多，例如某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员工的年薪可达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即使是门口的值班员，楼里的电梯工，或者是高速公路的收费员，其月收入都可能高达数千元。

　　垄断行业的工资增长过快，快到什么程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最高、最低行业间的差距，2000年是4.71倍，2004年扩大至7.52倍。

　　面对悬殊的收入差距，社会成员产生了“不公平感”。“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势必扭曲社会的资源配置，造成规模的不经济，这种高收入和现今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又形成鲜明对照，加大了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承受压力，容易引发社会情绪动荡。”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黄建忠说。

　　垄断：沿袭体制庇护

　　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垄断行业的垄断形成过程有特殊的一面。

　　戴仲川说，这种特殊首先表现在垄断行业人为地“设置高门槛，别人进不来”。

　　福建社科院教授严正就此举例说，“比如电网，必须由我配送，唯我独尊。”

　　保育钧告知记者，垄断行业为了挡住民间资本跨进门槛，他们就打出“影响国家安全”的旗号，好像在他们手里最安全，在老百姓手里就不安全了。“这就很奇怪了，粮食是不是战略资源？农民千辛万苦种的嘛，过去统一在国家手里，粮食储备很少，很危险，吃不饱饭，饿死人，后来改革开放以后，粮食承包，藏粮于民，现在粮食吃不完了，卖粮都难了。”

　　保育钧说：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共产党不能怕群众，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呢？所以，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什么就垄断什么，垄断什么最后就缺什么，恶性循环。改革开放以后就是缺什么就放开，东西就多了，竞争了，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群众的力量。

　　垄断的门槛不仅挡着资本，也在阻挡人员，因为公众进入垄断行业的机会并不平等。既然是垄断行业，当然具有相对稳定的收益，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正因如此，在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上就具有了某种暧昧的色彩。公务员的招考被有关部门较为严密地监控起来了，而垄断行业的职员招聘，基本“下放”到行业内部。正是垄断行业在职员聘任上具有一定的“垄断色彩”，使其只保证了一部分人来分配行业利益。

　　一名在国内一家知名发电企业担任高管的人士说，现在的垄断企业是占有行政资源，利用政府的、社会的成本来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

　　保育均也认为，“比如我们的电信、电力等，这些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而且还有一些带有行政职能，是政企不分。”

　　他们的说法，与中国社科院博士时卫干的观点不谋而合。时说：“资源垄断性企业对资源收益无偿占取。以石油为例，我国的国有垄断性石油公司是无偿获得石油开采权，本来应当属于全民的资源收益，实际变成了企业的收入。”

　　与此同时，垄断企业借口与国际市场接轨来抬高价格，不仅成了某些垄断性企业转移成本上涨压力的泄洪口，而且还成了他们获取暴利的重要源头。

　　这样的作派正是垄断企业与竞争企业的本质区别。经济学家王则柯说，竞争企业的经济学特征，是他们的产品必须接受市场给他们的价格，而垄断企业的特征，是他们为自己的产品制定价格，让市场接受。所以，竞争企业如果生意难做，只好“打碎牙齿和血吞”，而垄断企业嫌赚头小了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提价，哪怕社会效益因此遭受很大牺牲。

　　显然，垄断行业更多的是注重自身的企业效益。他们的高薪现状，是计划经济沿袭至今的体制庇护所致，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

　　反吃和搭车牟利

　　有谋职于政界，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告知本刊记者，一些垄断行业具体如何牟取暴利？他们是靠辅业和多种经营变相转移利润。表面上看，企业是国家所有，但其辅业和多种经营的利润却没有被纳入政府监控。企业利用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和政策条件所经营的辅业，实际成为企业丰盈的福利“小金库”。

　　这位人士所指的，是电力行业的牟利手法。

　　对于业内而言，这种手法大家早已“心知肚明”：一是将优质的资产剥离给下属公司，之后利用国家要求主辅企业分离的时机，将这些优质资产顺理成章地变为私有资产。二是通过关联交易的方式，将国营资产转移到下属公司，通过改制将其据为私有。

　　对此问题，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在曾对江苏省电力公司的审计时就发现，该省电力辅业在成立时的注册资金，存在着从电力主业资金中转移的现象，其本质是将国有资产转化为集体资产，“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另外“关联交易”的问题在省级电网企业表现得尤为严重。由于电力辅业大多从事和电力主业有关的下游产业，如电表、电建、电力设备，而多个省的电力公司在辅业参与电力招投标中，执行“同等优先考虑”的政策，产生“关联交易”，抬高了主业的成本，导致大部分的省级电网公司，主业普遍只是微利甚至亏损，而辅业却大幅盈利的现象。很多省份的辅业集团已经拥有上百万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如山东鲁能、贵州金元、四川启明星等。

　　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保守估计，目前全国电力辅业企业法人超过9600个，电力辅业企业总资产超过1900亿元，从业人数超过90万人。

　　“而电力辅业反吃主业的‘经典版’，是赫赫有名的山东鲁能。”那个在电厂的人士强调了这个“活生生的”案例。

　　电力行业以辅业的“大手笔”获取暴利，而其他垄断行业的乱收费同样财源滚滚。

　　发生在广东的自来水公司调快用户水表以敛财的事件，令人对垄断行业利用各种手段牟利，亦有直观认识。

　　而上海市场流通的1500万张“一卡通”，每张卡押金30元，而“一卡通”的每张成本价为7元，仅沉淀押金的年利息就高达1100多万元，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面对社会的质疑和不满，一些垄断行业矢口不提自己如何赚得盆满钵溢，却仍在高声“喊冤”。而同时，由于获得了高额利润，他们也享受着高薪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