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3月9日电(记者郑黎)宁波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尝试执法监督中的释法说理，为有效利用司法资源，深化检务改革，探寻可行性新途径。

　　检察官为何有理说不清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只是程序上的建议权，”宁波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建国说，检察机关虽然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但不能取代监督对象直接使用职权。因此，我们推出的释法说理，实际是对相关法律条例进行司法解释，这样做可以使被监督者“心悦诚服”地接受监督意见，更好地履行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

　　“但从当前情况来看，人们对于执法和监督过程中释法说理的重要价值认识上尚有差距”，刘建国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强权型司法理念驱使。长期以来，司法人员权力意识较浓厚，“既然手中有权，何必多费口舌”。同时，在我国刑事诉讼结构中，公诉方拥有明显的优势，助长了检察人员有理也懒得解释的惰性；

　　——部分检察人员业务能力不足，特别是在办理某些新型疑难案件时，对适用法律难以把握，心中没底，认为言多必失，不如“含糊说理”，“抽象说理”为好。

　　——部分文书格式不合理。有的文书只有很少数量的“填空式”空格，让办案人员想说理无从下笔；还有的文书设计不合理，同一内容多处出现，说理的效果也打了折扣。

　　此外，目前对于抗诉、不批捕等办案中如何释法说理，缺乏统一明确的规定，在具体案件中，说理应说到何种程度，也缺少实施细则，办案人员不好操作。

　　多管齐下推行释法说理

　　从2004年初开始，宁波市县两级检察机关逐步推行释法说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郑本立说，我们要求在不起诉、不批捕、刑事申诉、民事行政抗诉等业务监督的各环节和领域都必须实行释法说理：

　　一是扩大说理范围。不仅将说理体现在抗诉书中，还强调在立案决定书、不抗诉决定书、检察建议等文书加强说理性；

　　二是改革案件审查报告。突破原来仅从抗诉角度进行论证的做法，要求报告应结合申诉理由，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全面说理论证；

　　三是增加文案说理的内容。在说理中不仅强调要对申诉人进行回应和论证，还要在整个案件审查中，对被申诉人的意见和法院的判决理由，进行充分的分析说理，提高文案的理性感染力；

　　四是规范文书说理格式。规定说理可以直接体现在法律文书中，也可根据需要另附说理书面材料，另附说理文书应加盖检察机关印章。

　　五是口头说理增进面对面沟通。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文书不宜涵盖的情理、事理，以口头表述的形式，与当事人进行沟通。郑本立说，现在基层一些困难群体如外来务工人员，文化水平不高法律知识较缺乏，如果在处理案件时能耐心听取他们的倾诉，并用通俗的语言进行法律说理，比文书案书而表述更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寻求说理形式的多样化

　　据介绍，在文书说理和口头说理的基础上，宁波市检察机关根据办案和监督需要，进一步探索说理形式的多样化。

　　首先，设立圆桌审查多方互动。所谓圆桌审查，就是将申诉人和被申诉人等有关各方请到检察院，由检察官主持调停。郑本立认为，这种方式更具有灵活性、可接近性和平等性，因而说理的效果更佳。

　　其次，对于重大信访案件公开通报。具体操作上，由检察机关邀请人民监督员和有关部门派员参加，检方通报案件的基本情况，并将调查结论告知有关各方，征求反馈意见。去年下半年，有人向宁波市江北区检察院控告当地公安干警违规打人，有媒体作了披露，一时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江北检察院决定将此案公开通报。在通报会上，侦案检察官出具了相关证据，包括控告人的就诊病历、伤势照片等，并以详尽的释法说理，证明控告不成立，控告人表示接受息诉。

　　其三，办案公开听证。公开听证的程序由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组成听证评议团，办案检察官介绍案件经过、当事人态度等有关情况，提出个人看法，请评议团提出意见，最后由本院检委会作出决定。

　　公开通报和公开听证都邀请媒体参加作公开报道，各方反响甚佳。

　　说理要说到点子上

　　“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有各种理由，有的涉及实体，有的涉及程序，也有的仅是个别文字差错，”宁波市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谢如程说，我们释法说理对申诉理由既要有回应，又应区别对待，对有争议的关键问题应展开详细说理，一般个别差错以提出纠正意见为主，不轻易启动抗诉程序。也就是说，说理要说到点子上，不拘泥于细枝末节，把严肃的司法文案变成了“咬文嚼字”。

　　一次，宁波北仑法院在审判中将原告误写为被告，申诉人提出控告，检察人员审查后认为这个差错对案件判决没有实质影响，建议法院直接勘误纠正。但对同一案件进行进一步分析时，检察人员发现，在关键事实认定上法院适用证据规则有误，便展开详细说理论证，建议宁波市检察院提请抗诉，当事人非常感谢。谢如程说，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宁波检察机关应着重从证据锁链的严密性和紧密性进行分析说理，构成犯罪的要件和证据链要求环环紧扣，无隙可击。前不久，宁波市检察院受理某信用卡诈骗案，办案人员发现，对于当事人系有钱不还，还是其他不可抗拒力无法偿还等关键事实，侦查机关缺乏有效依据，便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捕”进行释法说理，同时发送《补充侦查提纲》，详细列举需补充的证据和待证事实，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错案。

　　释法说理有利倡导和谐检务

　　刘建国说，从宁波的实践来看，释法说理和法律监督能力，概括起来为“三有利”：一、有利于“阳光检务”，防止法律监督权的滥用。根据我国理行法规，检察院享有司法监督权和批捕权、起诉权等权力，在相关环节增加说理的要求，有利于避免减少权力滥用、违法办案等不良情况；二、有利于提高法律监督工作的质量。如在刑事立案监督中，如果说理不清楚，利害关系人或侦查机关就可能不服，要求重新审查；反之，则可以使监督对象信服、接受，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三、有利于提高检察人员的素质。刘建国说，检察官要纠正对方的错误，一定要讲出道理来，“以己昏昏，以使昭昭”是行不通的，因此，加强释法说理也是提高检察人员业务水平的有效抓手。

　　据了解，从2005年初以来，宁波市检察机关经审查作出不批捕决定1061件，占同期受理审查批捕人数的4.48%，侦查机关提请复议复核的仅142人，且报上级复核维持原不捕决定；与此同时，宁波市两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民事行政案件，经法院再审后改判，调解结案和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有58件，成功率79.1%。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光中认为，宁波释法说理的核心在于通过公开透明、有理有据的方式，增进当事人与执法者之间的理解沟通，倡导和谐检务，以理服人和平息讼，是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推进我国检察机关自身改革颇有意义的一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