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几年前学者甚众的第二、第三大器乐项目——手风琴、电子琴日薄西山，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很多艺术学校已不再开设这两个班，少数在开班的，一个老师能有五六个学生已经非常不错了。

　　一位音乐专家认为，手风琴曾经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家长觉得孩子背个沉重的大家伙，影响身体发育，所以学的人越来越少，而电子琴和钢琴虽然属于同一类型，但更多家庭开始选择更有“品位”的钢琴。

　　两种器乐培训的没落，凸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俞钢说，以前家庭收入低，一台电子琴2000多元，已经算是比较贵的乐器了，而现在，买架一万多元的钢琴，对于不少城市家庭来说，不算负担。另一方面，房子大了，也让钢琴走入了普通人家庭。杭州市房管局今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杭州老市区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23.4平方米，比起5年前的19.8平方米，上升了17.9%。

　　钢琴产量增加

　　经济繁荣标志之一

　　由于琴童剧增，音乐相关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有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有87家厂商专门生产西方乐器，在2006年之前，从事乐器制作的公司增加至142家，共生产了37万台钢琴、100万把小提琴以及600万把吉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钢琴、小提琴与吉他生产国。

　　文三路、文二路一带被杭州业内人士称为“琴行路”，因为这里聚集了十几家杭州知名琴行，初学者听从老师的指点，到这条路上的某家店，买走未来的学习工具。

　　“90年代，中国钢琴产业只有星海、珠江等少数品牌，现在国内钢琴品牌已有三四百个，那时，杭州的大琴行不过三四家，现在大大小小的琴行已有三十多家。”珠江琴行蒋洋说。

　　珠江琴行是杭州的一家老牌琴行，现在，这家琴行一年可卖出1700多台钢琴，其中大部分是适合家庭的立式钢琴，每架钢琴的平均价格在1.3万-1.5万元。

　　一些音乐机构经常举行音乐沙龙、音乐会，吸引爱乐者前来欣赏，在杭州音乐界，“赏心乐事”就小有名气。大多数时候，爱乐者和他们的孩子不用掏一分钱，就能欣赏美妙的音乐表演，主办单位和一些乐器行会承担全部费用，他们看中的是未来的市场。

　　一位来自琴行的组织者说，几乎每周都有规模不等的音乐会，每场需要几万元的成本，某家琴行每年会赞助将近20场的费用，大约是20万元，从现在的音乐热潮看，付出是值得的，被激发起来的音乐热情，会在不久的将来转化为购买力。

　　以上的情况正是国外发达国家经历过的。一个世纪前的美国，经济刚刚步入繁荣期，美国人对古典音乐也是喜爱有加。产业进步和财富的增长培养了美国人对高尚文化的热爱，在纽约皇后区新建立的斯坦威钢琴厂迅速超过了欧洲厂家，成为美国音乐制造技术的象征。钢琴课里的“南漂”族

　　高涨的学琴热，也促成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流动，一些北方优秀的音乐教师流到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比如，熊子菡的钢琴家教崔馨月就来自北方。

　　崔馨月是吉林人，从小学钢琴，直到大学音乐系毕业，她一直呆在家乡。如今，杭州是她第二个家。2004年来到杭州，三年来她成了许多孩子的钢琴老师。目前，崔老师已经有足够的生源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收入，家长们也对她的教学比较满意。

　　崔馨月是“走教老师”，上门授课，不用出门的便利得到了许多家长的欢迎。每周7天她都有教学安排，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4点半到晚上七八点，带两三个学生，周末非常忙，早上8点半到下午五六点，一天最多要教八个学生。

　　崔馨月说，她的许多大学同学也陆续来浙江教授钢琴，分布在宁波、湖州、温州等地。虽然辛苦，不过这些职业教学者的收入还算不错，按照每节课100元计算，每周15-20节课，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超过5000元。

　　更多的流动人才分布在杭州各家艺术学校。三毛钢琴艺术学校的21位钢琴老师中，有13位是外地人，都很年轻，均为音乐专业本科生，来自沈阳、西安、重庆的居多。

　　音乐带来“社会认同”

　　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俞钢表示，就像古人的琴棋书画，音乐也正在成为城市孩子的“必修课”。

　　“并非要让孩子成为钢琴家，想让他接受音乐训练，提高修养，一项特殊技能可以提供更好的前途、收入。”一位家长的说法代表了眼下许多家庭的思路。

　　另一方面，通过古典音乐能获得某种社会认同，这是一种标志——爱好高雅艺术的家庭在文化修养方面较高。这种文化的攀比效应，也让许多家庭忙不迭地进入这个圈子。

　　“学钢琴最大的好处是培养孩子集中注意力、分配注意力(看琴谱要一目几行)，如何学会安排，即使今后不在音乐上发展，对日常学习也很有帮助。”一位培训老师这么认为。

　　在艺术学校里，创办者相信，一旦艺术投资被纳入更多普通家庭的计划，中国这个市场将会爆发更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