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同和胡水林1958年拍摄的结婚照

　　

杨雪同夫妇

　　

杨雪同把两个儿子送到了部队，这是大儿子杨冠平，    （摄于1985年）。

　　 浙江在线08月05日讯 见到杨雪同，是在杭州市满觉陇村。他面容清癯，虽然年逾七旬，走起路来腰杆依然挺直。看得出，青年时代的军旅生活迄今在他身上留有印痕。

　　杨雪同的家是一幢二层小楼，小院里有两株桂花树枝叶繁茂。现在，杨雪同夫妇和他们的大儿子、二儿子三户人家住在这里。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曾是军人。

　　故事，要从杨雪同第一次见到解放军说起。

　　解放军睡在我家“道地”里

　　杨雪同是一个孤儿。

　　他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12岁时母亲也永远地离开了他。1949年5月3日，杨雪同15岁的时候，杭州解放了。

　　“解放军来到满觉陇的时候，村里人都跑到村口欢迎，也有些人不了解解放军，感到担心、害怕。”杨雪同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解放军军官说的话，那位军官听口音是北方人，他大声和村民说：“老乡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要心慌。”他要村民们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当时有些人家要住解放军的。

　　杨雪同家也来了解放军。那些看上去年龄都不大的军人，就在杨雪同家的“道地”(院子)里打地铺。“他们轻易不走进我们家里，只有烧饭的时候借用我们家的柴灶。记得那年，杭州经常下雨，他们就躲在我们家的屋檐下，拉他们也不肯进屋的。那些军人真当好！”

　　这些战士在杨雪同家里住了一个星期，他们的部队就开拔去了上海。

　　“他们现在如果还活着，应该也都是80多岁的人了。”杨雪同感叹着。

　　我们村里四个人当上了兵

　　解放。土改。

　　满觉陇村和新中国所有的村庄一样，经历着大革命后的变革。

　　杨雪同加入了共青团。

　　“1955年7月30日，新中国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那时，部队改革有个四大制度，就是实行征兵制度、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和勋章制度。”

　　“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当上解放军，全家都光荣！”“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杨雪同还记得当时村里四处张贴的标语。

　　在杨雪同的记忆里，1955年春天，报纸上已经有马上要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消息了。“那年春季征兵的时候，光是梅家坞去西湖区体检的青年人就坐满了一卡车，不过最后体检合格的仅有4人。这4人都是我们满觉陇村的，我是其中之一。”

　　那年，杨雪同21岁。

　　一个姑娘儿送我2元钱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

　　1955年3月17日，是杨雪同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那天，他穿上了当时让很多人羡慕的绿军装。

　　“临去部队的那个晚上，我一夜没睡觉。想想都会笑的。”时隔52年，杨雪同记忆里的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3月17日那天，村里人敲锣打鼓把我们4个人送到了乡政府，两个副乡长牵着我的手一直把我送到西湖区政府。那时，我个子很矮小的。来接兵的是部队里的一个连长，我要去的是空军部队。结果最小的4号军装我穿上去也很大。没办法，连长去拿了一套陆军部队的5号军服给我穿。那天，新兵队伍里别人都是绿军装蓝裤子，就我一个人一身绿军装。”

　　那天晚上，同村的一个姑娘儿来看杨雪同，她一定要送给杨雪同2元钱。她告诉杨雪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给她写信。她说，“你没爹没妈，就把我当你的亲人。”

　　“50多年前的2元钱，是一张纸币，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想想，要是当时不花掉就好了。”说到这里，杨雪同笑了起来。

　　杨雪同到新兵连后第一封信就是写给这个姑娘儿的。后来，她成了杨雪同的妻子。

　　杨雪同指着一直坐在他身边的胡水林说：“就是她。她人好，这个家全靠她的，房子都是她盖起来的。”

　　胡水林不太爱言语，丈夫在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用含笑的眼神看着他。

　　政委叫我要好好学文化

　　杨雪同所在的高炮兵部队，当时的任务是保卫上海江湾机场。

　　杨雪同记得新兵入伍时的动员大会上，一位部队首长拿出一幅地图，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好去戍守边疆的准备。杨雪同当时在他的志愿书上写了“解放台湾”几个字。

　　“江湾机场原来是军用机场，报纸上说，1996年军队撤离后留给地方政府了，现在算是上海杨浦区的。”

　　杨雪同入伍时，已有初中文化。在当时的部队里，他算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做炮兵一年不到，就被团政委调去做通信员。

　　时间久远，杨雪同已经想不起这位政委的名字，只记得他姓宋。

　　宋政委是山东人，苦出身，他参加过淮海战役，腿上、身上有很多伤疤。他经常给杨雪同讲他们作战的故事，他很多战友都在战斗中牺牲了。每每说起，宋政委都要说：“现在你们这些兵真幸福啊！”

　　宋政委那时40多岁，没有文化，他总说自己是大老粗。他要杨雪同用晚上的时间去读书。“他和我说，你考试成绩好的话，你上夜校的钱就我来出。要是成绩不好，这些学费你自己出。”杨雪同当时去了上海54中读夜校，三年夜校他完成了高中课程。

　　“这个人的品质真当可贵。他对战士特别好。”

　　最后一次遇到宋政委是在1959年，那时杨雪同刚退伍。“我在杭州西山附近的马路上，遇到他，他和我说，小杨，我生病了，在疗养院。你有空来看看我。”

　　退伍后考上了大学

　　1955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兵役法规定：陆军、公安军服兵役为3年，空军、海岸守备部队、公安军舰艇部队4年，海军舰艇部队5年。

　　1959年8月，杨雪同从部队退伍，那年回杭州的退伍兵有2000多人。一到城站火车站，他就接到了杭州市兵役局的通知，通知说：杭州大学在招生，转业军人都可以去报考。

　　“我那时马上决定去报考杭大。我还记得当时的作文，是关于容国团夺得冠军的。

　　1959年3月，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荣获男子单打世界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在世界性体育比赛中获得的第一个冠军。

　　因为这个原因，杨雪同选择报考了杭州大学体育系。1959年9月，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宋政委叫我读夜校改变了我的一生。”

　　杭州大学毕业后，杨雪同先后在萧山中学、杭州市粮食局工作。

　　三个儿子两个参军

　　胡水林迄今还记得杨雪同到部队写给她的第一封信的内容。

　　在信中，杨雪同告诉她，每天早上起来出操，吃的也比家里好。个子也长高了。他叫她放心。

　　胡水林也给杨雪同回信，她叫他不要想家，在部队里一定要好好锻炼，要进步。

　　“她这个人感情很朴素。”杨雪同这样评价胡水林。

　　杨雪同拿出一张他和胡水林在1958年拍摄的合影。照片上，他们一个娟秀、一个英俊。这也是他们的结婚照。1958年，部队知道杨雪同在家乡有未婚妻，批准他回来结婚。杨雪同还记得他拿着部队写的一封信到乡政府，凭这封信和胡水林登记结婚。

　　他们养育了4个孩子，一个女儿三个儿子。

　　1981年，他们18岁的大儿子杨冠平入伍；1982年，二儿子杨冠仁也入伍了；1983年，当杨雪同带着三儿子来到西湖区人武部时，负责征兵的领导说：“老杨，你留一个儿子在家里吧。也可以照顾你们两老。”这样，杨雪同的三儿子留在了满觉陇村务农。

　　“爸爸这个人对我们要求很严格的。小时候家里还有爸爸以前穿的军装，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也是有军人情结的。”大儿子杨冠平说。

　　杨冠平所在的部队是著名的“硬骨头六连”，1985年春节过后，杨冠平随部队来到西南边陲。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回忆起1985年的这段经历，44岁的杨冠平话语不多，曾经的硝烟战火，那些刚刚还谈笑风生，转眼却阴阳两隔的战友，让他觉得活着是最幸福的事情。

　　“那时，他妈妈每天都要哭，让我把广播线扯掉，听不到也可以安心点儿。”杨雪同说。

　　在杨雪同的眼里，杨冠平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而在部队这几年让他变得干练起来。

　　杨冠平现在在杭州中策橡胶有限公司承包了一辆运输车，他的弟弟杨冠仁在杭州长运公司开大巴，转业前，他在东海舰队服役。

　　他们长大会有自己的想法

　　在收拾得很干净的小院里，胡水林栽种了不少兰花。

　　杨雪同现在每天4：30起床，在小院里打打拳。他现在还是杭州三台山社区第一党支部的书记，每周他要去社区参加一次学习会。

　　“钱是次要的，身体第一位，工作是快乐的。”这是74岁的杨雪同的信条。

　　杨雪同有一个外孙女、三个孙子。外孙女在郑州上大学，准备考研究生了。三个孙子分别是14岁、13岁和12岁。问起这些男孩子们将来如何发展，杨雪同笑笑说：“他们长大总会有自己的想法。”

　　在杨雪同家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照片，那是杨雪同的大儿媳带着孩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留影。照片上，他们笑得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