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在北京首汽集团的一辆出租车上捐款。
由中华慈善总会和首汽集团合作推出的慈善捐款项目开始在北京实施，捐款将用于援助社会弱势群体。
新华社
浙江在线08月28日讯
“王明殿，你这个骗子！没有钱你还上什么电视，还吹自己是什么慈善家？！”一位来自大连的妇女，在向青岛慈善人士王明殿索捐无望之后，守在王明殿的小饭馆前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这是王明殿最近遭遇的“索捐”事件中的一个。记者了解到，类似的“索捐”事件在各地均有发生，“索捐”正在成为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
捐助惹出的“麻烦”
王明殿是青岛市崂山区东韩村村民，1993年至今，共为740名学生捐钱捐物，价值累计达到100余万元。他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他也获得了“感动青岛十佳人物”“中华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奖”等40多个荣誉称号。
然而，随着自己的“出名”，王明殿的麻烦却越来越多，其中尤以各种各样的“索捐”让他非常烦恼。
前文提到的那位大连妇女，孩子患有白血病。从电视上看到了王明殿的事迹后，她来到了王明殿经营的小饭馆，求他捐8万元给孩子治病。王明殿说手头实在没那么多钱，只能给她1200元作为回家路费，请她另想办法。这位妇女“索捐”不成绝望了，于是就出现了前文的一幕。
王明殿有一个小本子，一一记录了他遇到的“索捐”事件：2007年以来已有138人上门“索捐”，最多的一天达到了12名，最远的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
王明殿的遭遇并不是个例。近日，包括王明殿在内的多位来自青岛、南京、长春等地的慈善人士，一起到北京参加一个慈善活动时，向记者介绍了亲身经历的五花八门的“索捐”：一个家庭贫困的农民上门求助没拿到钱，就扯来一张席子，把自己裹在里面，横躺在慈善人士经营的饭店门前，逼人捐钱；有的困难人员趁慈善人士的家属住院，到病床前吵闹，逼人捐款……
许多慈善人士还反映曾经受到实为敲诈勒索的“索捐”：有人向慈善人士讨要根本就不存在的“10年前借去的5万元钱”；有人叫上一帮大汉登门“索捐”，随后不时半夜打来电话让慈善人士“意思意思”。王明殿曾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有人雇我们花5万元买你的一条腿，但我们看你是个善人，如果你拿3万元出来，我们对付过去就算了……
“好心没好报”的困惑
王明殿等慈善人士有一个共识，即亲自上门“索捐”的人，大部分是家里确实困难，但形形色色的“索捐”行为已经使他们的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没想到，好心助人却引来这么多的麻烦。这么下去，将来谁还敢搞捐助？”王明殿对记者说，“对于慈善行为，以前自己感到很光荣、很欣慰，然而，现在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有些后悔和恐惧。”
就因为这些困惑，许多慈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愿在记者的报道中透露他们的姓名，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济南和青岛的两位慈善人士说，不管是社会有意宣传、褒奖，还是慈善人士自己有意无意地透露，慈善人士的事迹总会被社会所了解。从另一个角度讲，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所有慈善人士都默默捐助，那肯定不能带动社会公众关注、投身慈善事业，也不能激励慈善人士持之以恒助人，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人士往往一浮出水面，麻烦就来了。”王明殿说。
记者采访的一些慈善人士说，近年来耳闻目睹的“索捐”现象让他们寒心，捐助积极性已经受到影响。
专家：慈善热情需要法规保护
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鲁仁等人认为，导致出现“索捐”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国民对慈善行为的认识不足；二是缺乏定性及约束“索捐”行为的法律规定；三是有公信力的慈善机构总体上还不够多，没有成为慈善事业的运行主体。“解决‘索捐’难题，就必须从加强教育、制订法规、强化慈善机构的公信力三个方面来解决。”鲁仁说。
鲁仁说，慈善行为是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是慈善人士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不是一种义务。然而，许多身处困境中的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往往对慈善人士抱着过大的期望；当最后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们往往就把慈善人士和“骗子”等形象联系起来，出现不理智的言语和行为。“加强对慈善行为的宣传，教育人们正确对待慈善人士和慈善行为，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同时也应该加强对慈善人士本身的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和对待慈善事业。”鲁仁说。
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王青锋律师说，现在法律对于身处困境人员的“索捐”行为，还缺乏明确的界定和明确的处理方式，往往只能从道德层面处理这种问题，难以有效保护慈善人士的合法权益。王明殿说，每当有困难人员前来“索捐”，他只能好言好语劝慰一番；遇到“撒泼”的人，只能求助当地公安部门，“但是，来人今天刚被劝走，明天可能又来了，这让人非常无奈。”
鲁仁说：“‘个人——个人’的捐赠方式其实是一种落后的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索捐’现象的出现，还容易导致慈善资源浪费。完善的‘机构——个人’的慈善运行方式，才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等人认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慈善机构经过多年发展，其运行环境、运行方式已经非常完善，因而成为慈善人士信任的组织。在目前我国部分慈善机构还得不到慈善人士充分信任的情况下，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健全有关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完善慈善活动的运行方式，比如完善慈善机构善款募集、申请、使用等信息的动态披露制度，建立捐助人和困难人群摸底登记、配对救助以及捐助行为发生后双方的定向联系制度等，增强慈善机构的组织力和公信力，通过“机构——个人”的慈善运行方式，为慈善人士分忧，推进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据新华社
拍案惊奇 “索捐”不成 先寄出两万元借据
涂中扬，河南南阳的一个高三毕业生，邵建波，南京一私营企业主。一次电视节目中，涂偶然见到了邵。不久之后，他提笔向这位传说中的慈善家写信求助。写到第四封仍未见回应，他索性给对方打来一张两万元的欠条，并按上手印。这一举动让邵建波去电提醒他注意法律风险。但因为仍未能得到帮助，涂继续来信。目前仅邮资已耗费他百余元，回报几乎不可能。涂中扬说这就是一种尝试：“多数人都有侥幸心理，我也有。”不过最后他也表示，以后不会再向陌生人求助。
从今年6月开始，曾被媒体报道遭遇多次“索捐”的邵建波陆续收到同一个人发来的特快专递，内容与他此前收到的一些信件相同，诉说自己的困难情况，继而期待他的帮助。第一封信写于6月2日。这位名叫涂中扬的河南男孩在开头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说是高三学生，因高二时经营生意失败而背上债务。因在电视中看到邵的节目而向他求助。“我想问您借用人民币两万元，借期两年。”接下来说了他的还款计划。
这封一页纸的打印信件中，还附了他的一张身份证复印件。邵建波出差回南京接到时，涂中扬于6月18日所写的第二封信又已抵达。“我相信你在深思熟虑之后会理智地选择帮助我的。”
随后就是第三封、第四封信。6月29日，涂中扬发出第五封特快专递。也正是这封信打破了邵建波的沉默——他打印了一张借据，并签字盖上手印。从法律角度来讲，邵建波完全可以凭借这一纸借据找他索要据中所称的两万元借款，虽然实际上他分文未付。“他前面那些信，我都看了，感觉他一会复旦大学，一会南开大学，一会要函授，一会又自考的，有点悬，就没回复。可现在借据都来了，这做法太冒失了吧！我给他打了电话，我说小伙子你这样做有点不妥。”
通话后，涂中扬沉默了近一个月。7月24日，他的第六封特快专递又来了。然后是第七封信，写于8月3日，更多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父母靠务农一年一万多元收入，家里开销比较大，兄弟两个上学，爷爷偏瘫外加心脏病，母亲肾结石，做手术又花了一笔钱……”
随信而附的他的七张名片，也躺在那些信件中间。“19岁的高三学生就有名片了，印制质量还不错，这可能吗？”邵建波说他一直怀疑这位涂中扬信中所述的真实性。
名片正面，是涂中扬的照片、QQ号码、手机号码与E-mail一应俱全，背面还印了一句格言。记者按照他名片上留下的号码打过去，语音提示机主已停机。后又通过QQ号找到了这位涂中扬，他说：“我给他的信里说的都是实话。”
提及那张借据，涂中扬称他也是一时兴起。问及写信的动机，涂中扬称自己就是抱有侥幸心理。然而冰冷的事实却是，他一连七封信都没能得到帮助，反而把一张借据落入陌生人手中。“关于打借据，我还是相信他的，即使他不借钱给我，也绝不会拿那个东西来找我要钱。”
直至此时，他仍未放弃对邵建波的尝试。“我正在准备给他写第八封信。”
“生活是一种极大的惯性，沿袭生命既定的轨迹，你就注定要老死在岁月的辗转碾磨中。”这是他印在名片背后的那句格言。他终于明白，这次脱离“生命轨迹”的尝试，败局已定。“还好，也就损失100多元钱。以后，不会再向陌生人求助了。”(应当事人要求，文中涂中扬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