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11日讯 在杭州滨江温馨人家小区23幢，有一户“人家”永远是嘈杂的，这里的18个孩子都是寄宿全托的聋儿，耳朵上戴着助听器，老师们跟孩子们说话时都要大声，孩子们学说话时更像在喊。

　　这是一个民办的聋儿语训基地，挂靠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原浙江中医学院)耳聋康复研究所下，负责人陈小玲老师教聋儿说话已经有12年了。

　　陈小玲的这个基地办得很艰难。由于是民办，没有国家有关部门的补助，每个月仅靠18个孩子每人六七百元的学费和康育费收入，来支付房租和维持日常开支。陈小玲自己每月的收入经常不足千元。但看到一天天在进步的孩子，她还是义无返顾地支撑着。

　　教师节前，记者走进这所语训实验基地，深深地体会到了当聋儿语训老师的艰辛和乐趣，以及它的存在对于这些特殊孩子的意义。

　　三个班分别叫“芽芽、苗苗、豆豆”

　　陈小玲的聋儿语训基地的房子是租的，有三室二厅。陈小玲把客厅当作寝室，餐厅当办公室，三个卧室则成了教室，分别取名为：“芽芽班”、“苗苗班”、“豆豆班”，18个学生根据年龄大小分班教学。陈小玲自己家住城西，每天六点多就赶到滨江，晚上七八点才回到自己家。

　　8点，我来到小区，一出电梯，就听到一户敞着门的人家传出一种有点“奇怪”的响声。我想基地可能就在这里。

　　“这个是什么？谁能告诉我？”远远地，就看到一个短发的妇女坐在小板凳上跟小朋友们大声且缓慢地说话。穿着很朴素，脸上透着股亲切感。

　　看到我来，小朋友们很兴奋。有的冲我笑，有的还跑过来拉拉我的手，还有的小朋友对着我喊：“阿姨好！”虽然口齿不那么清晰，但是他们的快乐一下子感染了我。

　　陈老师告诉我：“这里的孩子们虽然听力不是很好，但他们和正常孩子一样追求快乐和合群。他们最喜欢有人来看他们。”

　　看孩子们一直好奇地观察着我，陈老师索性转换了话题：“阿姨身上背的包是什么颜色的？”孩子们一个个举起了小手。“黑色的！”5岁的徐清奕抢着回答。

　　“你真棒！”陈老师做了个大拇指上翘的动作，把徐清奕拉在怀里亲了一下，徐清奕高兴地在教室里又跑又跳。

　　我试着跟孩子们对话，孩子们张大嘴巴用力地发音，声音不是很清晰但我能听懂，我发现我的心中也有了成就感。也许这就是陈老师12年坚持做聋儿语训工作的原动力吧。

　　儿童乐园里的感人一幕

　　10点，原本阴沉的天出了太阳，我提议带孩子们出去玩玩。“那好，孩子们排排好，我们去儿童乐园。”陈老师笑眯眯地指挥。孩子们都欢欣雀跃起来。

　　所谓的儿童乐园，其实就是小区里的儿童公用设施。地方不大，只有个综合型的滑滑梯。但孩子们像见了天大的宝贝一样高兴。

　　我站在一旁看，有个小姑娘拉起我的手指指滑梯。我明白了，她是叫我一起玩。小姑娘叫彤彤，今年两岁半，是这里最小的孩子，胖乎乎的很可爱，刚才在房间里我还抱过她。

　　陈老师用眼睛示意我：“去吧，和她一起玩。”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怜。“这孩子除了听力不好，其他都很好。非常聪明，才两岁半，但所有孩子的名字都知道；要‘臭美’，每天要我在她的朝天辫上扎花；知道我对她好，分给她吃的东西一定要塞我一口……”

　　陈老师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颤抖，我情不自禁地上前，爬上那久违了的滑滑梯。

　　最忧孩子被耽误

　　12年来，陈老师接触了上百个聋儿，其中相当多的孩子在耽误好几年后才送来的，“钱总可以再赚，但耽误了孩子语训的最佳时期，误的就是孩子一辈子啊。”每次看到因被耽误而言语发展缓慢的孩子，陈老师最感痛心。

　　晓涛的父母在杭州打工，收入微薄。去年，晓涛的父亲听说杭州滨江有个聋儿语训学校，且学费不高，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儿子送了过来。一开始来时，晓涛一句话也不说，只会比划。但在陈老师一个字一个字的语训指导下，晓涛会说的字越来越多。虽然现在口齿仍然不够清晰，但父亲已经很满意了。“回到安徽老家一比较就发现，他比同龄的农村孩子懂得都多。”

　　由于经济困难，晓涛爸爸只给儿子配了一只助听器，这样一只单耳的助听器也要七八千元。陈老师一直建议晓涛爸爸给儿子配一双完整的助听器，因为晓涛接受语训迟，要恢复到正常的言语水平本身就比其他的孩子难，所以更应该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晓涛爸爸实在心有余力不足。

　　陈老师说，她教的18个孩子里，绝大多数是来自安徽、四川、河南以及浙江生活水平相对较差的家庭。班里有一个孩子至今欠着几千元学费。“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们因为经济的原因被迫停止语训，实在太可惜了。”

　　除了经济上的因素，陈老师最担忧的还是从她这里出去后，如果缺少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关爱，这个孩子仍然有可能回到从前的状态。“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就由于父母在外打工，跟不会讲普通话的奶奶一起生活，一年后听力和说话能力又退步了，学习成绩也下降了。”

　　想给孩子找个快乐的家

　　聋儿因为生理的原因有时候会很吵，而住在小区里，肯定会影响邻里的安静。虽然小区里热心的邻居不少，经常还会送些闲置的小孩衣服和玩具过来，但陈老师觉得，再在这个小区里办学已经不合适了。

　　再者在小区里，孩子们没有一个大一点的活动场地，卧室改造成的教室也显得挤了些。陈老师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一个合适孩子们成长的，安全的地方搬过去。

　　“我知道找一个我理想的地方很难。而且租金还不能太贵。我的收入很有限。不仅不能补贴家用，有时还要老公帮我贴补这个基地。真的很对不起老公。”

　　还有一个愿望，陈老师说，希望有人能跟孩子结成对子，给他们点温暖。不是经济上的资助也不要紧，能常常来看看他们，给他们带来快乐，就好。

　　记者手记

　　教师节最好的礼物

　　陈老师偷偷地跟我说：其实有时候真想放弃。但她不能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因为她是负责人，她不能让孩子们和代课老师看到她的忧虑。

　　她曾经试过放弃。生完孩子后，她去找过其他的工作，但半年后她又回来干这行。照她的话说，整天跟这些孩子打交道，自己的心都变得很单纯，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复杂的社会了。

　　又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应该会有很多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收到各种各样的教师节礼物吧？但陈小玲老师从来也不想这些事。因为这些孩子都很穷，他们的家乡也很远。她惟一能得到的，就是孩子们的祝福。

　　她告诉我，你看这里的孩子每个都很可爱，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同样得到的是孩子们对我的信任和亲昵，这种满足感是谁也体会不到的，这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前天，温家宝总理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座谈时，说了这样一句动人的话：“教师是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这句话，我在采访了聋儿语训基地之后，印象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