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16日讯 数十位泪眼婆娑的人，纷纷拉着记者的衣角，央求着“能不能写一写我，让我的亲人能看到报道”；上千张寻亲告示上，用最简单文字勾勒的人生轨迹，让多少阅读者忍不住一眶热泪……昨天，“杭州(中国)寻亲大会”在杭州市体育馆拉开序幕，来自内蒙古、新疆、河南、山东、安徽、浙江等地的数千位“寻亲人”挤满了整个篮球馆。

　　一踏进球馆，各式被举得高高的牌子、横幅、大红告示就映入眼帘，球馆内四周的围墙则挂满白色告示。各地的“寻亲团”，用他们能够想出来的所有方式，努力找寻，期待着能和亲人团聚。

　　“刘静，女，A型血，1958年10月22日生，1959年3月，来自上海的火车把一批小孩运到济南，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手臂上绑的布条写着‘宋(或高)丽英之女，3斤9两。’”

　　“我找女儿找了30多年，今年已经79岁，真希望能看她一眼。”

　　昨天聚集在体育馆的寻亲人，每个人都有一双写满渴望的眼睛。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寻亲，你很难想像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渴望团聚的面孔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和凄凉，而他们寻找亲人的目光又是如此坚定不移。

　　八旬老母挺直身板

　　把寻儿的牌子高举过头

　　“找到了！找到了！”寻亲会开始还没过多久，人群中就传来一阵激动的喊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阿婆用力挽住一名中年男子的胳膊，激动地喊着：“是他，我孩子！”然而经过多方询问对比，这位姓张的先生依然不是她们要找的亲人。

　　希望在刹那间化为泡影。老阿婆的眼红了，絮絮叨叨地说：“那时真的是万不得已的！家里连草都吃完了，才把他送走的。”81岁的阿婆名叫王杏香，是台州仙居城关卢兴村人。

　　回忆起当初把儿子送走的情景，王阿婆老泪纵横。1960年，因为家境窘迫，她和丈夫将只有5岁的儿子张林奇抱到了街口的菜场。后来孩子被仙居福利院收留，过了没多久就被集体送走了。

　　“‘大雪纷飞腊月天，番薯糍把饥充。小菜场上林奇送，哭到伤心肠断痛’。这是送走弟弟时，我父亲哭着写下的纸条。”王阿婆的大女儿张灵芝女士至今仍深深记得由自己亲手送走的小弟弟。“弟弟很瘦小，但很听话。那时他只会说‘娘’和‘姐’两个词。因为营养不良，弟弟到了5岁还不怎么会走路，只能扶着墙慢慢地挪。”

　　送走弟弟的那天，当时只有12岁的张女士含着泪给弟弟喂完了最后一顿番薯粉，然后把他背到了菜场。“弟弟站不稳，我就让他靠在一根电线杆边。他看我要走，就用手抓住我的衣角‘姐’、‘姐’地叫着……”47年后的今天，这些细节张女士都还记忆犹新。

　　张女士告诉记者，早些年她们就开始寻找弟弟的下落：“爸爸已经带着遗憾走了，现在妈妈的年纪也大了。我们并不想破坏弟弟现在的生活，只要见一眼就知足了。”

　　会场上，女儿和外孙女们分头去找了，王阿婆独自举着寻儿的牌子四处张望。只要有年纪相仿的男士走近，她都会睁大了眼睛。老人家一直都坚持站着，努力把自己瘦小的颤巍巍的身体挺直，并不时把牌子高举过头，好让更多的人看到她和她寻儿的牌子。

　　两年三下湖州

　　亲妈亲哥，只待DNA说话

　　“能不能在这现场测定DNA啊？我要是找到了要和谁做对比准确率会高点啊？最快多长时间知道结果？”操着一口山东腔，从人群里挤进来的胡云桐一口气连问了三个问题。在寻亲大会会场设置的DNA检测咨询处，记者遇到了这个听上去声音都有点失控了的寻亲人。他平静了好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说：“我可能找到了，找到亲妈亲兄弟了！”

　　胡云桐在淄博已经生活了将近40年。这30多年里，他从未离开过家，直到2004年那个冬天，一位突然登门拜访的故人，打破了他的平静生活。

　　一个名叫李桂英的人找到他，说出了他的身世。“你是我们从浙江抱养来的，当时，你才两三个月大，身上用一件花色外套包着。你随身带有10瓶炼乳，到站时丢了两瓶。”李桂英说的这些细节让胡云桐如坠云雾，但冷静过后，胡云桐联想到了自己幼年时听到的传言，他决定找找线索。

　　2005年春，胡云桐开始了寻亲之旅。两年来，他先后三次到湖州查访故地故人，可种种线索就是对不上号。

　　今年5月，一直留心寻亲信息的胡云桐发现了一个线索，他立即和湖州当地媒体联系，拿到了对方的QQ号。“通过视频，好多信息都对得上，而且照片、模样也都有感觉。”三个月下来，胡云桐和对方都感觉“像”，等不及的胡云桐又上了火车，第三次来到了浙江，见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昨天的寻亲大会上，来见胡云桐的除了“哥哥”“姐姐”，63岁的“妈妈”也来了。一见面，胡云桐就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尤其是63岁的老妈妈说出，“他被送走时才3个月左右，我舍不得，还记得他胸口有颗黑痣。”胡云桐有点呆了，他解开T恤的领口纽扣，胸口一颗黑痣赫然入目。

　　一切都让人激动。胡云桐和一家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做DNA检测，“可是要等一个月，才会出监测报告。”

　　50年前产房送子

　　血缘亲情能否续接

　　64岁的杨大烈和家人从宁波赶来，他要找的是他失散50年的亲弟弟。

　　1957年秋天，杨大烈的母亲在宁波天封联合诊所生下了一个男孩。“父亲说，那时同一产房里还有一位解放军的妻子也在生孩子。可惜的是，他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死了。我们家已经有6个兄弟姐妹了，父母就把刚生下一周的弟弟送给了人家。”

　　10年前，杨大烈的父亲在弥留之际，把这事跟杨大烈等几个孩子说了。对于这个弟弟，杨大烈和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更多的记忆。

　　1957年出生、养父母是军人，这就是杨大烈手头上关于弟弟仅有的线索。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亲人，仅凭这样两条小线索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杨大烈“要找到当初那个被送掉的小弟”的想法，马上被其他几个弟妹认可了。

　　这样的寻找方式在平常人眼里看来实在没有一点可靠性，但就算只有头发丝这么细小的希望，杨家也不想放弃。“也许这样做是不够科学，可是我们还是相信，血浓于水。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心里总会有不同的感觉的。”杨大烈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