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杭州市发布通告，规定对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一律处以50元罚款。对此曹林先生撰文提出，以重罚约束乱吐痰这一公共陋习，是公共管理者在重罚主义诱惑下自设的一个陷阱。因为政府缺乏承担执行成本的准备和能力，公众已经形成了“理性预期”，知道政府只是想借重典吓吓市民，所以毫不会把重罚规定放在眼里。(10月24日《华商报》)

　　我对曹林先生的观点不敢苟同。首先，杭州对随地吐痰等罚款50元，比很多地方的5元、10元，处罚力度是重了不少，但这样的处罚标准，怕也算不上“重罚主义”，与曹先生举的新加坡的情况，相差不是一个“重量级”。事实上，的确有城市的公共管理者，盲目推崇外国的重罚主义，但国内对不文明行为的罚款规定，却是早就已经存在了的。

　　政府部门的处罚性规定，要不要付出成本、落到实处？毫无疑问是要的。然而，由于种种条件的客观限制，暂时无法让所有该罚者受处罚，绝不意味着就不该出台罚则。我国的刑法规定故意杀人要判死刑，可谁都知道，命案不可能做到100%破案，难道就应根据这样的情况，将刑法中的相关规定取消吗？

　　公共管理者在出台罚则时，肯定是应当有成本准备的，否则，处罚规定可能沦为空文，或者让执法者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应当清楚，让所有该罚者都不逃脱处罚，永远只是理想中的状态。并且，即使政府有最充裕的成本，处罚也不可能是“万灵药丹”。无论是不文明行为，还是违法犯罪行为，要让它们最大限度地减少，还需教育和预防同时“发力”。

　　众所周知，在当下的中国，“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必须是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只是，许多民众不惧怕“重典”，并不都是因为政府在出台政策时，根本不顾是否具备执行能力。要知道，人常常是有侥幸心理的，有人甚至属于“不畏死”型。没有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法治环境的整体改善，即使实行低成本的“轻罚主义”，又能起到多大实际效果呢？

　　具体到杭州市的新规定来看，笔者以为，对随地吐痰处以50元罚款，大体上是合适的。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前年颁布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罚款，大幅调高了数额方面的规定，为何对随地吐痰的罚款标准，不能也“随行就市”提高呢？

　　当然，完全的和谐、法治社会建成，还需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但不管怎么说，立法先行的做法，是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的。曹先生因噎废食式的提议，既偏激也缺乏建设性价值。